就在几天前，世界知名的P2P文件分享公司BitTorrent对外宣布，计划立项一部名为《机器之子》（Children of the Machine）的科幻剧。不过，要正式开拍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得有25万BitTorrent用户愿意花费10美元观看全部8集内容。从根本上讲，BitTorrent是在尝试众筹模式——只有到筹资达到一定金额时，项目才会开展，反之，则流产。

    而更早之前，魏武挥这位活跃于国内各大媒体专栏的新媒体批评者，他也推出了一本众筹性质的出版项目。图书取名《后媒体时代——媒介转型》，其规则是，前一千本用来预售，定价不菲，每本100元，作为对价，预购者可获得该书精装签售本一册，并且出版商承诺：精装本总量不超过1100本，余者皆是简装。

    时间再往前推，国内“娱乐教母”龙丹妮所在的天娱传媒计划拍一部关于真人秀节目《快乐男声》的纪录片，但规矩跟BitTorrent差不多，如果粉丝出钱在20天内凑不到500万元的话，那就不谈了。作为回报，出钱者可获得相应数量的电影票和首映式入场券，认购门槛最低60元，最高1200元。

    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得够久远，类似的集资模式其实古已有之，并不新鲜。早在17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着手翻译古希腊史诗巨作《伊利亚特》，为了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蒲柏在启动计划之前，向社会公开承诺，在完成翻译后向每位订阅者提供一本六卷四开本的早期英文版的“伊利亚特”，这一举动吸引了575名支持者，为蒲柏凑得资金4000多几尼（旧时英国的黄金货币）。而这些支持者（订阅者）的名字随后被列在了早期翻译版的《伊利亚特》上。

    到了18世纪，那是在1783年，莫扎特想要在维也纳音乐大厅表演最近谱写的3部钢琴协奏曲，当时他去邀请一些潜在的支持者，愿意向这些支持者提供手稿。第一次寻求赞助的工作并没有成功。在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发起“众筹”时，176名支持者才让他这个愿望得以实现，这些人的名字同样也被记录在协奏曲的手稿上。

    然而，最具世界级影响力的众筹项目，还得是美国的“自由女神像”。1885年，为庆祝美国的百年诞辰，法国赠送给美国一座象征自由的罗马女神像，但是这座女神像没有基座，也就无法放置到纽约港口。约瑟夫·普利策，一名《纽约世界报》的出版商，为此发起了一个众筹项目，目的就是筹集足够的资金建造这个基座。普利策把这个项目发布在了他的报纸上，然后承诺对出资者做出奖励：只要捐助1美元，就会得到一个六英寸的自由女神雕像；捐助5美元可以得到一个十二英寸的雕像。项目最后得到了全世界各地共计超过12万人次的支持，筹集的总金额超过十万美元，自由女神像顺利竣工。

    事实证明，众筹模式先于互联网而存在，只不过，互联网让“众筹”大放异彩。此外，作为互联网金融手段之一的众筹融资（此外，互联网金融还包括第三方支付、网络银行、互联网证券、互联网保险、理财社区、互联网基金销售、网络股权平台、个人理财、P2P贷款），它与互联网金融的关系，恰好可以套用那句经典的语录——众筹天然不是互联网金融，但互联网金融天然有众筹。（马克思曾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所以，就这个意义而言，由盛佳、柯斌、杨倩三位主编的《众筹》一书，其副标题是值得商榷的。他们认为，众筹是一种“传统融资模式颠覆与创新”的结果。实际上呢？我们说了，它没有颠覆，也谈不上多大创新，较之传统线下的“众筹”，它只是借助了互联网和社交平台，能聚合更好的项目创意，能吸引更多的出资用户，能传播更广的受众人群，或者，通过技术的规制和平台自身的担保，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众筹资金的进退安全。稍带一提，众筹的概念很简单，它翻译自Crowd Funding一词，即大众筹资或者群众筹资。形象地理解，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人人都可以是天使（投资人）。

    截至目前，众筹在国内的实践属于懵懂、学步阶段。这表现为，以追梦网、点名时间、众筹网、天使汇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内众筹平台均是以Kickstarter、IndieGoGo等美国众筹业鼻祖为模板，将其模仿、借鉴乃至克隆，然后在中国落地生根。而在理论探索上，还主要停留在推广普及阶段。除盛佳等人主编的《众筹》，还有像《互联网金融第三浪：众筹崛起》、《玩转众筹》、《众筹服务行业白皮书2014》等，其对众筹的介绍无非是“众筹是什么”、“众筹能干什么”、“众筹会怎么样”、“众筹在国内外发展现状”等套路化的几段论。内容大同小异，主题千人一面。

    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众筹有个总体的认识和大致的判断。例如，按照盛佳的归纳，众筹分为四种类型，即回报型、债务型、股票型和募捐型。当然，有些版本把它们写作商品型、债权型、股权型和捐赠型，其实是一回事。和过去没有互联网时代下的众人筹资不同，如今的众筹，其价值在于，除了能向不特定人群筹集资金外，还能帮助产品预热测试潜在市场，在获得核心用户的同时创造粉丝经济。例如，前面提到的《快乐男身》便是最典型的案例。

    据研究机构Massolution在2013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亚洲地区的众筹产业规模仅占全球规模的1.2%。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4月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2014）》，中国的众筹平台只有21家。根据估计，这些平台大多数实现的融资规模不过几十万元或数百万元，顺利融资的项目多则几百，少则几十个，总的融资规模不到10亿元。所以，众筹在中国充其量只能说是“心热身且行，蹒跚得学步”的阶段。

    就在一年前，当有创业者来向我咨询某众筹项目时，我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即便在一年后的今天，不少财经媒体开始大肆报道众筹、开始为众筹的概念加温，我仍然会这么做。理由很简单。有三个方面，分别来自法律、观念和资本层面。

    第一层面，当美国有《乔布斯法案》（Jobs Act）为众筹中的股权型众筹保驾护航、法律正名的时候，在中国，像《公司法》、《证券法》、《刑法》等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完全像把头顶上的利剑，随时要了你的命。像《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超过50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数不能超过200人。”《证券法》则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需经过证监会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而向不特定对象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200人，就属于‘公开发行’。”至于《刑法》，众筹最容易触碰的就是“非法集资罪”的法律红线。众筹在中国，好比戴着镣铐起舞，难度可见一斑。第二层面，国人对于公益、捐赠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之前红十字会爆出的丑闻、一些融资平台带钱跑路事件等，让信任体系几乎脆弱不已。都说信心比黄金重要，但如何重拾信心、重建互信体系，这更是当务之急的。第三层面。虽然中国当下有民间融资渠道匮乏，资本市场层次多元化欠缺等问题，融资难也困扰中小企业多年，始终难以破题。但寄希望于通过众筹来突破和实现，显然过分苛求。况且，就众筹所隶属的互联网金融，其本身还面临来自政策、法律、技术、行业等诸多挑战。于此，众筹的命运也便“一叶知秋”了。

    好比，众筹看起来很好，听起来不错，但做起来很难，至于，众筹会颠覆金融吗？我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