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经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个人在其中承担多少责任？根据“理性行为人理论”经济的自由空间能有多大？在美国，这些问题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跟欧洲普遍传统的做法不同，美国的奠基者跳出了政府干预的框架。但是在这个新世界中，社会上自由的人们仍需要一个秩序。自由论在美国一直为视为合法的武器拥有权、政教分离和防止个人财产公有化的理论依据。而另一方面当论及美国内战，解放黑人和抗击贫困时，国家干预又十分必要。在这场辩论中，天平随着时间推移一直摇摆不定。

　　历史学家詹姆斯·艾伦·史密斯在关于美国“思想市场”的研究结果中展示了美国话语结构的根本变迁。19世纪中期，美国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仍不完善，慈善事业还不发达，自由放任主义在道德和逻辑上都是毫无争议的。

　　但是在工业革命时期，随着新式工业技术的到来，欧洲的理性思想果实也传到了美国。美国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过渡期中，社会弊病开始出现，社会问题更加凸显。当时欧洲的社会学家们看到了事实的力量，从而确定了问题的规模，并让大众对此有了清晰的认知。他们直接面对并解决了这个问题。美国一些来自欧洲并在欧洲受过教育的思想先驱也从俾斯麦的社会立法中得到灵感，开始尝试解决其社会问题。在这个崭新的领域中，社会政策推动了一批社会学者和改革者的诞生。

　　激进的实践主义者深信，通过实证方法能够克服意识形态上的悬殊和意见上的差异，提出切实的改革方案。于是在20世纪初第一代以实践为中心的研究机构初步建成。布鲁金斯基金会的先驱们——拉塞尔·塞奇基金会、20世纪基金会和政府研究所，通过对事实客观的认知，为促进理性民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思想成果为之后胡佛的科技主义、罗斯福的智囊团、杜鲁门的冷战自由主义、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肯尼迪的新的拓荒者和约翰逊时代的大社会建设者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和7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造成了一系列不可想象的后果，如越南战争、种族动乱和经济停滞，使美国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现实的晴天霹雳让人们不知所措，而且如今新的想法看起来也并不能如常所愿。它们匆忙地承诺了过多，对于棘手的社会问题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此时，科学和理性摇摆不定，传统的实践性的主流思想也陷入质疑。他们的曾经稳固的地位受到政治体系中左翼和右翼党派人士间拉锯战的挑战。

　　之后，被极权主义纳粹政府重创的经济学家有了话语主导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他们不断警告公众，不要走向“被奴役之路”，并提出构建经济秩序的基本理念应当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随着信奉市场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派和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的出现，主张大政府和专家治国的凯恩斯主义被取代了，一个崭新的经济自由主义模式初具雏形。市场自由主义先驱亚当·斯密认为，如今在这个新模式下市场的“看不见的手” ?应该代替国家干预。

　　与此同时，反对派机构在经济市场和私人基金会资助下建立起来，其过程中出现了一群转变为右派思想的左派知识分子。正如欧文·克里斯托尔自嘲般所说的那样，他们是“被现实抢劫”，所以才改变了政治战线。他们被曾经的同伴谩骂，被称作新保守主义者。但是正是在克里斯托尔、内森·格雷泽和丹尼尔·贝尔等杰出知识分子的推动下，新兴的思想运动才渐渐扩大了影响力。1965年创办的杂志《公众利益》成为他们最具影响力的交流平台。

　　20世纪70年代开始，正统基督教人士也开始参政。他们一直视社会的自由化为洪水猛兽，而且政府开始介入他们不受政治侵扰的遗世独立的生活，这让他们不得不有所反应。因此他们参与了1973年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 ?有关堕胎合法性的判决和1978年有关基督学校的减免税收政策的决议。

　　不同于在性道德问题上的分歧，基督教右翼人士对经济议题的看法与共和党人的保守思想完全一致。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削弱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力。不过，推行经济自由化的共和党人相信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而对新教教徒来说，个人的违规和不道德贸易是导致经济衰退的始作俑者：大约三分之二的新教教徒就认为“黑人的处境是他们自作自受”。国家的社会绩效和福利在他们眼里无足轻重，与此相反，共和党人却一直致力于关注这些方面的需求。

　　“从政府抽回资金”是他们的口号，其含义是，不给国家留有资助军事和安全策略事务的资金。“减弱国家福利”，“降低税收”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保守经济观信条。根据对保守经济观的阐述，经济主体是能够承担责任的自由个体，因此通过经济或者甚至社会政策进行的国家干预是多余的，起反作用的。

　　通过智囊团推动和“想法是有影响力的”的口号的影响，这些反政府的思想成果在政治中得以实现。这表明了，不只是因为反抗运动代表了积极切实的世界观，思想的发展和良好的氛围使保守派机构代表如智囊团，私人基金会和政治基础运动得以百花齐放。随后，人们从政治右派的决定性胜利中醒悟过来，从此投入支持左派的阵营中，以建立一种拥有知识性人才的对抗力量为目标。其中包括，新民主运动创建者兼1989年成立的倾向民主党的智囊团——进步政策研究所（PPI）首席研究员威廉·华沙。他对比尔·克林顿政府获选和其政府计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传统的以中心为导向的，即政治倾向不确定的学术型智囊团代表，如享有盛名的布鲁金斯学会，与意识形态机构 ?形成鲜明对比。意识形态机构以“思想之战”为宗旨，具有鲜明且特定的政治企图。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就是一个最明显地被思想主导的机构，它在20世纪90年代企图以保守主义革命先锋的身份登上世界舞台。

　　毫无疑问，有智囊团相助的保守派运动站稳了脚跟并且收效显著。但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化不只源于政治右派。詹姆斯·麦克甘以“从学术者到思想家”为题，描述了从学术派智囊团的成立至如今大范围扩张的宣传型智囊团模式形成的发展过程。尽管典型的宣传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登上了“思想领域”，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大规模地出现。如图2-1所示，此后美国的智囊团数量总体上升，政治的即思想上的宣传机构也大幅度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