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传统主导着“自由的国度”，它的捍卫者提倡市场高于国家的理念，因为理性行为人最了解什么对他们更有利。大多数经济理论都建立于这个假设之上。但是它能成立的必要条件是，这些个体必须具备一些基本要素，即能够阅读，写作和计算。否则他们不能理解市场运作，更无法参与其中。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教育水平的鉴定结果的话，必须承认的是，在美国有很多文盲存在。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在所谓的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阶层中，很多人都没有掌握基本运算方法和基础经济知识。

　　2002年2月，时值乔治·布什的第一个任期，经济和政治决策者就指出根本问题在于“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秩序”。时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也承认，基础的经济课程或许可以保护“易受害的消费者”，使其免受具有破坏性的信贷体系的牵连。在之后2007年和2008年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中，个体的易受害性和缺乏经济知识引导的弊端展露无遗。其实这也真实体现了整个美国经济受挫的状况。2008年总统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了金融知识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 on Financial Literacy）。2009年经过整修的两个学术机构，达特茅斯学院和沃顿商学院，联合美国最大智囊团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建成了金融知识中心（Financial Literacy Center）。为了帮助缺乏教育的人，使其能够做出成熟的经济决策，这个机构设立了一系列课程。

　　教育水平下降，收入便会随之降低。增强教育能提高人的能力，教育的缺乏则起着反向作用。来自社会底层和教育水平低下的家庭的孩子往往输在了起跑线上，找不到或者很难找到有更好薪资的工作。只有实行切实有效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教育政策才能帮到他们。

　　从洗碗工到亿万富翁的几个人的成功经历是无法引导大众的。跟几乎所有经合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其他成员国一样，在移民国家美国的社会中也存在着对外来移民的不公待遇。他们常常只能在学校取得超常的学习成绩，而在工作中他们的机会十分渺茫。他们往往只能以赚钱糊口为目标。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现在美国的第二大少数民族——非裔美国人族群的很多成员。在美国，三分之一的白种美国人拥有大学学历，而十个非裔美国人中只有两个人、十个拉丁裔美国人中仅有一个人拥有同等学历。与此对应，他们的平均年收入也偏低：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的年收入大概为32000美元和38000美元，而白种居民的平均年收入却能达到55000美元。

　　在经济不景气时，教育水平就是能否得到一个工作的关键所在：如今十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只有八个在职，这个就业比例在受教育时间更短的高中毕业人群中下降到三分之二，只受过义务教育的美国人中甚至有一半的人处于失业状态。从根本上来说，教育水平较差的少数民族成员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比白种美国人失业比例更高。白种美国人的失业率是8%，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是它的两倍，即16%。拉丁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为11%，也明显高出9%的国家平均失业率。在这些官方数据的统计中，已放弃寻找工作的长期失业者大军由于无法统计还未被计算进去。

　　在一个社会福利救助体系十分薄弱的国家，失业就意味着立即陷入贫困。美国在过去的十年中变得贫困了许多。特别是在乔治·布什（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明显下降。当人们开始关注通货膨胀和对比往年的购买力指数时，这个趋势变得尤其突出。2000年至2001年购买力从72339美元跌至67530美元。如果深入平均值数据的表象一窥究竟，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由于收入悬殊巨大，只有极少数“中等收入的美国人”；少数的精英在总收入中占据的比例过大，大多数人却只分配到了极少的份额。衡量一个社会不平等性的标准的基尼指数（Gini-Index）显示，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收入高低悬殊不断加剧。如今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只有智利，墨西哥和土耳其此项指数仍高于美国。

　　诚然，经济和金融危机已经加剧了国家分裂，但相比之下，财富分配不均影响更甚。如今白种美国人富裕指数高出非裔和伊斯帕尼亚裔居民18至20倍之多。2009年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一个典型的非裔美国人家庭仅拥有5677美元，一个伊斯帕尼亚裔家庭的积蓄为6325美元，而与之大相径庭的是，一个“白种”美国人家庭却拥有现金、存款、车辆、房屋及地产、股票、债券和养老金等形式的价值113149美元的财富。此时贫富差距达到了有数据记录的25年以来的最大值。这些平均值的隐含意义又揭示了更绝望的状况：三分之一的非裔或伊斯帕尼亚裔美国人，以及15%的白种居民根本没有财富，他们只有负债。

　　4600万美国人正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个数据达到了有记录的52年以来的最高值。儿童和18岁以下青少年的贫困状况尤其令人担忧。在这个据称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五分之一的未成年人挣扎在贫困线以下。少数民族的社会形势也极其严峻，非裔和伊斯帕尼亚裔美国人的贫困率（27%）几乎是白种居民（10%）的三倍。被贫困压迫的拉丁裔美国人的贫困率也在急剧上升，其中儿童就占了600万人。三分之一的伊斯帕尼亚家庭已经没有足够的食物，用模棱两可的话说，他们正处于“粮食供应不确定”状态。六分之一的美国人，即将近5000万人，再也承担不起医疗保险的费用。他们大多数是少数民族成员：五分之一的非裔美国人和三分之一的拉丁裔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

　　虽然贝拉克·奥巴马在2010年3月提出的医疗改革引发了激烈争议，但是在未来，这会有利于缓解社会不平等和贫困。要是医改方案在法律方面被最高法院驳回，或者在总统办公室被奥巴马的某个跟随者否决了的话，这种苦难或许会更加严重。如果数百万美国人未来再领不到失业救助金的话，贫困线以下人口会再增加三百万。为此国家还必须为更多的2600万儿童提供医疗保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人必须依赖医疗补助，以维持生活。”美国家庭（Families USA）的负责人罗恩·波拉克说道。他同时指出，人们应该注意到，在华盛顿的政治家仍然企图缩减补助。面对经济问题坚持推行市场自由化的经济学家在美国“震惊数据”系列中又补充了一个数据：没有政府退休金补助的话，陷入贫困的老年人将是现在的6倍。

　　19世纪90年代充分展现了经济措施和社会福利政策能够发挥的各种影响。在经济蓬勃发展的1990年到2000年，社会局势明显改善，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体的生活状况有了显著改善。在繁荣的克林顿执政时期，人们想工作就能找到工作。因此总统在1996年发表声明称，自1930年来施行的“新条款”（New Deal）和它代表的国家干预政策时期最终成为过去：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The era of Big Government is over)。伴随着“众所周知，这就是最后的福利”（Ending welfare as we know it） 的口号，在比尔·克林顿的带领下，国家救济被削减。

　　乔治·布什（小布什）领导的共和党的两届任期之后，他看到美国又一次被大规模的社会经济问题笼罩。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中，原本不被重视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形式的国家干预更加被忽视。但是随着总统竞选者贝拉克·奥巴马的出现，政治议题焕然一新。

　　非裔和伊斯帕尼亚裔少数民族选民是支持民主党派人士奥巴马的主力军，他们希望改善极度贫困的经济状况。像1992年比尔·克林顿一样，贝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也借助紧张的经济局势在总统大选中抢占了优势地位。奥巴马让中等收入阶层作为经济政策的敏感话题，并且动员了大批非裔和伊斯帕尼亚裔选民支持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因此他获得了95%的非裔选民的选票，同时他也提升了拉丁裔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率。最终他赢得了三分之二的伊斯帕尼亚裔选民的选票，这为他在竞争激烈的联邦州比如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和科罗拉多州取得胜利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奥巴马获胜的诀窍很简单：他的竞选团队做到了，对执着于同性话题的宗教右翼和共和党派人士以道德问题进行反驳。这更加顺应选民的心意。于是宗教左派（根据天主教的社会教义）把政治基础运动定义为对抗贫困、教育、医疗保险和老龄化等道德议题。奥巴马总统之后也接手了部分解决贫困问题的重任，以兑现他在这方面做出的有关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承诺。但是他还必须将这些承诺付诸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