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选择的自由是人民关注的一部分内容，而人民却被剥夺了自主选择权，他们的福利受损就很严重，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感觉不得志，遭受了不平等的待遇。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反对家长式监管方法的确有其合理性。这样一来，积极选择就大有用场。对于自由市场本身，政府干预人民的选择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不是因为这样做降低了人民的福利，而是因为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人民的侮辱和不尊重。

    有必要强调一下，虽然在抽象的语境中这些观点比较有力，但在具体的情境中，它们未必有用。针对温婉派家长式监管问题，其作用可能大打折扣。在人们不甚熟悉的、新型复杂的领域，或者技术含量较高的领域，人们可能会更喜欢默认的规定，不喜欢花力气选择。很多公共机构和私人单位为雇员制订了特定的养老计划，这样做可能没错，员工可能不会反对，也不会认为默认规定侵犯了他们的自主权。那些珍惜自主权的人不仅认可保留了个人选择权的助推措施，甚至很欢迎这类助推措施。在特定情况下，积极选择是一种负担，而非一项福利。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积极选择。

    有关自主权的分析为我们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强硬的家长式监管者必须予以回答。这些问题是否为助推措施的实施提出了挑战？警告和默认规定是否侵犯了个人的自主权？我们应该明白，只要选择架构师保留了人们的选择自由，他们就不会强烈反对助推了。

    实际上，还有一个更深层面的问题。从原则上来看，我们都有广阔的决策空间，但在现实中我们远远没有发挥出决策的潜力。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要求我们时刻做出各种决策，也因此得到了更好的结果。时间有限，有些问题非常无聊，而且复杂。我们无法受益于明显的或者隐藏的选择安排，我们的情况可能更糟糕。说得更具体点儿，我们的自主权可能大大降低，因为我们无法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我们真正关注的问题上。也正因为这种原因，我们有时候选择惯常的做法。奥巴马总统曾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就穿那几套西服时说：“我希望能减少我的决策。针对我个人的吃穿问题，我真的不想再耗费精力去做选择，因为我有太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做出决策。大家都得慎重使用自己的决策能量，让自己的决策过程程式化。”

    这个建议不仅对国家领导人有着绝佳的意义，对普通人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任何理智的人都有一套程式化的行事风格。其实，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是程式化的，通过其他人所做的无数决策，实现了我们日常活动的正常运转。比如，大多数人不需要就冰箱的外形和功能做出选择，也不用操心普通办公楼里应该包含多少间房子、汽车的制造方法、净化自来水的方法、驾驶飞机的方法以及火车上应该具备的安全设施等。

    回想一下埃丝特·迪弗洛曾经强调富人不需要对很多事情负责，因为其他人已经帮助他们做出了有利的决定。她写道：“即使我们什么都不做，也能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而绝大多数穷人，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他们前进的轨迹肯定是错误的。”我们都需要保存自己做决策的能量，以简化我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自由地生活，因为我们有能力不按照他人为我们所做的决定去生活。

    如果有人要求我们对所有可能影响我们的事情做出决定，那么我们肯定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完成。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肯定是我们太把社会环境想当然了，以至于我们对周围的一切熟视无睹。理智的选择架构能保证我们做出适量的决策，这些决策只是原则上应该决定的一少部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