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多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全面的阐释者和最深刻的批评者。1848年，两位年轻的革命导师联名发表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以令人惊叹的洞察力和横扫千军的锐利笔锋，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标举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以往一切经济制度的根本不同，首先是它史无前例的生产力增长和令人惊叹的财富创造能力：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以往哪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那些震撼人心的经典文字之时，资本主义的强大引擎才刚刚启动，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才刚刚露出曙光。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天堂俯视过去一百多年来人类生产力的飞速进步，他们应该不仅不会修改《共产党宣言》的文字，只会在那些著名的论断后面多加上几个惊叹号！
经济学者详尽的统计数据表明，现代资本主义降生之前，要经历漫长的630年，西欧的人均GDP水平才会翻一番，世界范围的人均GDP水平要翻番，则需要长得多的时间。现代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诞生以来，人类才开始见证史无前例的快速经济增长。人均GDP翻一番的时间迅速缩短到50-60年。其中美国用了40年，日本用了25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GDP翻番则只用了不到10年。现代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何能够创造如此惊人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秘密究竟是什么？这都是扣人心弦的研究课题，许多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为之着迷。
马克思和恩格斯另一个更为深刻、更具预见性和洞察力的论断，是资本主义必然发展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经济体系，必然演变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有许多精彩阐述：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常人之处，乃是他们在资本主义引擎刚刚启动之际，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初露曙光之时，就透彻地预见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创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原材料市场、全球性生产要素市场、全球性金融市场和全球性产业分工体系。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卷入到全球分工体系的庞然大物之中，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将被纳入到全球市场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文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第三个超越时代的深刻见解，是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在演化的核心动力是技术进步。《共产党宣言》如此写道：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20多年里，马克思倾尽全部精力和天才，全面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运行的内在规律。四卷本恢弘巨著《资本论》，至今依然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运行规律最具雄心、最具洞察力和最丰富的著作。《资本论》以大量篇幅阐述技术进步推动资本主义制度从家庭手工业发展工场手工业，再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许多经典命题：包括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机器不断取代劳动者；产业后备军不断扩大；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生产的高度有效性和整个经济体系的无序性；社会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高度社会化的大生产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造前提条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必然具有内生的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等等，皆以资本主义内生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增长为基本条件。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个动态、演化、非均衡、非线性的经济体系。熊彼特正是深受马克思思想灵感的启发，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创新、企业家精神和创造性毁灭。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深刻洞见，是我们思考当今人类经济制度和全球经济体系的最佳起点。
《共产党宣言》发表一个半世纪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深刻预见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才开始呈现出完整的形态。20世纪后半叶，一个真正的全球商品市场、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全球货币和金融市场体系开始形成，开始左右每个国家和每个地区的经济政策、金融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政治制度和国家战略。1997年，全球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的研究人员出版《无疆界市场》，系统阐述了无疆界市场或一个真正的全球市场正在如何加速改变世界各国的经济面貌和经济政策：
“一个真正全球形态的经济，在公元2000年左右终于出现。越来越有流动性的资产之波，推动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浪潮，加速了产品、服务与劳力在全球的流通。并不令人意外的是，这段时期里，各国政府因为不知如何应对如此强大的全球资本市场，不仅显得手忙脚乱，而且制造出不少乱象。”
“不论个人意愿如何，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资本革命。全球资本市场，就好像一个正在成长、却还不知道如何运用肌肉的青少年一般，笨拙地横冲直闯，在尝试与错误中发现自己的力量和潜力。全球性巨变最强大的推动力量是越来越强大的全球性资本市场。全球资本市场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整合力量恢弘，将创造强大的单一市场，使得各国市场失去本身的特性，不得不奋力融入全球市场之中。”
“全球金融市场中可交易的资产，包括股票、债券、货币等等，早在1994年就已经超过41万亿美元，而且始终处于快速增长之中。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的增速，比真实经济增长要快3倍以上。股票大量发行，政府债券数量不断增加，银行贷款等过去被视为不可流通的金融资产也成为可交易资产，再加上加入全球市场的国家数目不断增加，市场规模因此更加庞大。1992年，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大约为32万亿美元，相当OECD成员国GDP总额的两倍。到2000年，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预计将达到80万亿美元，为OECD所有成员国GDP总量的至少3倍。展望未来，全球流动性金额资产的增速将持续超过真实经济的增长速度。”
麦肯锡研究人员的分析预测有先见之明。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的高速增长，是过去数十年来全球经济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经济、金融和货币全球化的最显著特征。
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真实经济增长速度，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和秘密，它曾经被许多人欢呼为人类经济的福音，它确实对人类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然而，更大程度上，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却是人类经济的“妖孽”或“魔障”。
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的高速增长，不仅改变了资本的结构和性质，改变了经济体系的价格结构和市场权力结构，改变了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而且改变了人们的财富理念，改变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更重要的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导致真实经济增速持续下降，贫富分化和收入差距加速扩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社会、政治、人文和生态危机日益严峻。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它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或人类经济体系内在规律决定的必然结果，它已经是一个现实，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在资本主义或人类经济体系内在规律面前只能被动跟随和毫无作为，相反，如果我们希望遏制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这匹“脱缰的野马”，充分利用它那无限的活力和冲击力，同时防止它频繁制造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政治、社会、人文和生态危机，那么，我们就必须改造我们的财富理念，改造经济学的哲学和道德基础，改造我们的政策理念和工具，我们就必须重启人类和自然的新对话，重启东西方文明的新对话。这当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而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工程。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全面系统研究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运行机制，剖析它的内在矛盾和危机根源。这就是本书的基本任务。
这里我们先简要总结一下全球金融高速增长的一些特征事实，以便读者对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里，全球货币总量、金融资产总量、金融交易量的高速增长态势先有一个概要的了解。后面的章节将详尽分析全球金融高速增长的事实和逻辑。数据主要是以美国为例，其他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市场国家均呈现类似趋势，只是幅度比美国略小。
第一、美国金融业对GDP的贡献，从1950年的2.8%，增长到1980年的4.9%，2006年达到最高值（8.3%）。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和2008年爆发金融海啸之后，美国金融业对GDP的贡献短期有所下降，很快（自2010年起）又开始快速上升。金融业成为各国复苏最快的行业，各国政府甚至期望金融业的复苏能够带动实体经济的复苏。
第二、1980年，美国金融资产总价值达到GDP的5倍，到2007年时，翻了一倍多，金融资产总价值超过GDP的11倍。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金融业率先复苏。股票交易、债券交易、大宗商品和衍生金融工具交易量均超越危机前的水平，屡创新高。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例继续快速攀升。
第三、美国公司市盈率和市值大幅度增长，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速和企业利润增速，导致金融资产总值与实物资产（资本）价值之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学者总结出美国和全球金融市场的“莫尔定律”：1929-2009年，美国股票市值每10年翻一倍，最近30年，股票市值每2.9年就翻一倍。
第四、金融资产管理和证券行业是美国金融行业快速增长的领头羊。2007年，美国证券业产出达到6761亿美元，增加值达到2412亿美元。其中资产管理是最大项，达到3419亿美元，与1997年相比增长4倍多，1980年之前，资产管理业务还闻所未闻。资产管理增加值包括投资顾问费和资产管理费。资产管理则包括各种共同基金、退休基金、信托、托管业务等等。资产管理为什么出现快速增长呢?主要是金融资产总规模大幅度上升，尤其是股票市值急剧上升，它本身又来自股票市盈率的大幅度飙升。与此同时，资产管理或理财业务快速从个人投资者向机构投资者集中，从业余投资者向专业投资者集中。
第五、1980年以来，美国和全球证券行业的快速增长呈现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与实体经济增长关系密切的证券承销收入占比快速下降。与此同时，证券交易量和交易收入却上升了四倍多。1980年证券行业增加值占GDP之比只有0.4%，2001年达到1.7%。2007年之后，占比超过2.0%。
第六、家庭信贷占GDP之比例从1980年的48%上升到2007年的99%。家庭信贷增长主要源自住房按揭贷款。其次是消费信贷（汽车、信用卡、学生贷款）。还有以家庭住房资产为抵押的消费贷款。家庭信贷飙升反过来促进资产证券化、证券发行、交易、固定收益产品、衍生金融工具等多种金融产品的快速增长，它们反过来进一步大幅度增加金融交易收入和资产管理收入。
第七、外汇市场交易急剧飙升，达到天文数字规模的交易量。目前全球外汇市场日交易量超过5万亿美元，年交易量至少达到900万亿美元，甚至超过100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以利率掉期为主体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量亦屡创历史记录。衍生金融产品的市值规模已经突破400万亿美元（还有统计说已经突破650万亿美元）。
第八、债券市场总规模和交易量、大宗商品市场总规模和交易量同样快速增长。全球债券市场总规模从1980年代的数万亿美元，扩展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数十万亿美元。债券市场交易量自然更大，从1980年的不到10万亿美元规模，快速扩张到金融危机前的百万亿美元。1990年之前，大宗商品交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金融危机之前，大宗商品交易量超过10万亿美元。仅参与大宗商品交易的对冲基金规模就超过5000亿美元。大宗商品日益显现出金融化的趋势，金融投机炒作成为决定大宗商品价格的重要力量甚至关键力量。
第九、债券保险合约（CDS）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衍生金融产品和交易市场的扩张，CDS本身的名义市值最高曾经突破62万亿美元。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购买债务保险合约之后，相信资产质量得到改善和保障，反过来疯狂扩张资产负债规模。几乎所有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规模均急剧膨胀。与此同时，各种所谓量化交易、高频交易、对冲交易、套利交易风起云涌，层出不穷，交易量达到令人惊叹的天文数字水平。
第十、全球外汇储备（以美元储备为主）高速扩张。1971年全球外汇储备仅仅480亿美元，目前已经超过12万亿美元，增长近300倍！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各国以宽松货币政策来挽救危机和复苏经济，储备货币总量的增长速度创造新的历史记录。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储备货币总量不到7万亿美元，危机之后五年时间里，净增长近6万亿美元。
本书旨在系统深入分析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危机，并探讨全球金融资本主义面向未来的救赎之策。一个重要的基本论点是，1971年主导西方世界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浮动汇率时代随之降临。布雷顿固定汇率体系的崩溃既是金融市场不断开放和全球化的历史起点，亦是全球金融持续动荡和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历史起点，是全球性虚拟经济与真实经济加速背离的历史起点，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开始快速兴起的历史起点。其中，无锚货币时代全球储备货币的急速增长，又是刺激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迅速崛起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十一、当全球金融资产尤其是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高速增长之时，全球真实经济增长速度却逐渐降低。美国1950-1973年真实GDP增长速度为4%，1974-2002年下降到3%，2003-2007年下降到2.7%，2008-2012年只有0.5%。日本1950-1973年真实GDP增长速度高达9%，1974-2002年下降到3%，2003-2007年下降到1.8%，2008-2012年间则萎缩（负增长）0.3%。德国1950-1973年真实GDP增长速度达到5.8%，1974-2002年下降到1.8%，2003-2007年下降到1.7%，2008-2012年只有0.6%。其他发达经济体皆出现类似趋势。全球整体来看，1950-1973年全球真实GDP增速为4.3%，1974-2002年下降到3%，2003-2007年反弹到3.5%（主要源自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增长），2008-2012年金融危机之后下降到只有1.7%。与此相对照，同一时期，非洲、拉美、亚洲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真实GDP增长，没有出现上述发达国家所呈现的长期持续下降趋势。中国尤其是一个最重要的例外。
然而，整体上看，全球范围的虚拟经济与真实经济背离则是当代人类体系一个最显著的事实和最醒目的特征。本书的重要任务就是深入理解全球范围内虚拟经济与真实经济严重背离或严重脱节的内在机制。我们认为，只有深刻理解虚拟经济与真实经济背离或脱节的内在机制和内在规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的总根源。
本书的核心主题是：以全球性货币金融市场、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全球范围内虚拟经济与真实经济相背离为显著特征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成为支配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体系。
最先洞察而且深度参与全球金融市场体系的人，主要是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全球货币和金融市场的投资者或投机者。他们不仅是全球市场的参与者，而且本身就是全球市场的创造者。他们以实际行动一直提醒和告诫宏观经济决策者和经济学者，人类经济、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基本架构和运行机制已经发生革命性变化，然而，经济学者和政治决策者却总是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全球性经济体系尤其是全球性货币和金融体系，对各国政府的牵制力、影响力和控制力越来越大，主权国家对全球金融货币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则越来越小，越来越弱。
1980年代初期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期间超越百次的各种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越来越清晰地揭示出一个重大事实：主权国家对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物价水平等关键经济指标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日益削弱。许多国家被迫重新实施资本管制，试图以此夺回对本国经济政策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重新实施资本管制，短期内有些效果，长期看则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在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制定妥善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金融战略，既能有效利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所创造的历史机遇，促进本国经济和国民福利持续增长，又能有效防范全球金融动荡给本国经济和金融安全造成巨大冲击，是各国政府和政治精英们面临的首要课题之一。
随着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和虚拟经济规模日益庞大，各国中央银行愈来愈难以预测和把握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等关键经济指标，甚至从根本上无法定义和量度这些指标。具有先见之明的经济学者，20多年前就已经预见到，随着全球性金融和货币市场体系的快速整合和规模日益增长，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无法量度本国货币供应量以及全球货币供应量。经典的货币数量论不仅不再适用于本国经济，亦很难适用全球经济体系。
在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制定货币政策、设计政策工具、完善操作程序，妥善应对全球资本流动对本国货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冲击，确保本国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维护本国货币市场和金融市场相对稳定，避免本国利率、汇率和通胀水平大起大落，特别是避免本国被动输入通胀或通缩，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面临的头号难题。
当代人类经济体系面临的另外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产业分工体系、贸易体系、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日益国际化与主权国家试图坚守和捍卫宏观经济政策独立性和主导性之间的矛盾。易言之，就是货币金融体系日益国际化和各国经济政策日益民族化之间的矛盾，就是各国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和独立性与全球经济政策协调和配合之间的矛盾。主流经济学基于封闭经济模型，假设主权国家能够完全独立控制宏观政策，能够完全自主调节本国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和其他宏观经济指标。面对日益全球化的货币和金融体系，主流经济学无法提出恰当的政策和策略。
在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各国财政政策不再是完全独立的主权政策，国际金融市场的风吹草动不仅会影响各国发行外债的规模和利率，而且会影响本国债券市场的利率水平和流动性，从而左右各国政府对内发行国债的规模和成本。如何妥善管理本国财政赤字，加强国际间的财政政策协调，建立和完善具有高度流动性和良好信誉的国债市场，以防止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摧毁各国和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宏观财政政策的当务之急，成为G20和其他国际经济金融协调组织的头号任务。欧债危机和美国财政悬崖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妥善和完满的解决，其他国家出现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却又持续上升。主权债务危机将是威胁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的长期和巨大隐患。
然而，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尤其是危机爆发之后，各国经济皆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失衡、失业、衰退、停滞和通缩，才迫使经济学者和政治决策者开始真正关注人类经济体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
2008年金融海啸过去多年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决策者终于开始警醒过来，他们习以为常的理论模型和思维方式已经过时。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力，猛烈冲击着封闭经济模型和旧的思维方式。我们如果不站到全球性产业分工体系、全球性商品服务市场、全球性货币和金融市场体系的新视角和新高度，我们就完全无法理解今天人类经济体系所面临的根本性难题，我们更无法找到改革全球经济治理、实现全球经济持久复苏的正确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