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法国有名的经济学家、银行家和政治家李斯特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民主扼杀了金本位制！”意蕴何其深远！李斯特的意思是，现代西方民主体制摧毁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摧毁了基本的货币纪律和约束机制，直接导致了民主国家财政赤字和货币供应量的持续扩张，不仅金本位制在劫难逃，任何货币秩序都在劫难逃。很大程度上，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的崩溃，无锚货币时代的来临，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也是西方现代民主体制和福利制度演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下，政客必须迎合选民的各种福利要求甚至是过分的福利要求。选民一方面要求高工资、高福利，一方面又要求舒适工作、少工作甚至不工作。目标当然美好，也似乎无可非议。然而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鱼与熊掌”难以兼得。

　　怎么办呢？政客们为了拉选票，保权位，就大搞财政赤字、“寅吃卯粮”、大肆借债，暂时满足选民愿望，将债务负担转嫁给下一代。日积月累，高赤字、高债务就导致肆无忌惮的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任何良好的货币制度也不可能守得住。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公共选择学派，主要贡献就是证明了民主制度必然意味着肆无忌惮的财政赤字和过度举债。本书从多个角度说明，美国财政赤字、政府债务、通货膨胀是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直接原因，是导致无锚货币时代和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来临的直接原因。

　　20世纪人类的货币乱象，无一例外皆源自各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的过度扩张。民主、赤字、债务扼杀了金本位制，扼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固定汇率制度，扼杀了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几乎断送了欧元的美好前程。平心而论，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如何与审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稳定目标协调一致，或者是否能够内在协调一致，是经济学和政治学远远没有解决的重大难题，也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根本性大难题，是所有国家面临的真正政策困境。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开始醒悟过来，深知发达国家的赤字财政和债务扩张空间已经非常有限，甚至完全没有空间了（譬如欧元区多个国家的债务规模已经不可能再增加了）。依靠财政赤字来刺激解决几乎无计可施了，各国就转而实施量化宽松、零利率、负利率货币政策。然而，当经济体系深陷去杠杆化和负循环时，货币政策又基本失效。财政政策不行，货币政策也不行，各国政府确实左右为难，黔驴技穷。

　　为了更深入理解美联储和其他发达国家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根本原因和动机，我们需要进一步透视发达国家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且让我先从自己经历的小故事谈起吧。

　　2010年7月8日，我从北京飞往罗马，打算再转火车前往意大利北部的美丽小镇西耶那，参加“欧元之父”蒙代尔教授主持的国际货币圆桌会议。傍晚7点半飞机抵达罗马，一出海关就快速奔向火车站，却被告知自当晚9点开始，意大利全境火车罢工24小时，所有公共汽车同时罢工。无奈之下，只好坐高价出租车（高达350欧元）深夜赶往西耶那。

　　6天后的7月14日，我从欧洲转飞美国芝加哥大学，参加科斯教授主持的“生产的制度结构”研讨班。漫步在芝大校园，却发现好些路段乱七八糟，凹凸不平，显然是整修工程尚未完成。我忍不住问研讨班秘书小姐怎么回事。她反问我：“你不知道吗？芝加哥全市建筑工人宣布罢工两个月。现在才过去20天。我搞不明白，他们每天工资比我高那么多，还要经常罢工！”

　　意大利和芝加哥的罢工故事，只是冰山一角，却恰好深刻揭示了发达国家经济制度的基本问题，那是一个并不令人愉快的结论：民主制度和福利制度很大程度上扼杀了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长。许多人可能对这个结论相当吃惊，非常反感。其实，它不过是人类经济制度演变一般规律的推论而已。人类经济制度演变的一般规律是：任何制度安排最终都必然走向它的反面。这是人类行为无可奈何的悖论和困局，谁也摆脱不了。

　　“二战”之后的西方民主制度有三大支柱：充分就业成为政府最高目标、最低工资标准和高福利成为法律制度、工会和压力团体勃然兴起，成为社会新主流和权势阶级。西方经济学的政策辩论风起云涌，热闹非凡，说到底无非是如何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最好是零通货膨胀）三大目标。

　　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西方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或三大目标自相矛盾，难以协调。最简单的供求价格机制分析就可以告诉我们：最低工资标准、高福利、工会和压力团体，本身就是对价格机制的极大扭曲，或者很大程度上取消了价格机制，怎么可能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呢？20世纪60~70年代，整个西方宏观经济学围绕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展开。弗里德曼和菲利普斯“自然失业率假说”异军突起之后，失业率—通胀率此消彼长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日渐式微。然而，二者孰是孰非至今没有定论，仍然是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主要争论。经济现实却是发达国家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价格机制越来越僵化，就开始大肆扩张货币，希望用负债和通胀来实现持续的充分就业。这才是美联储和发达国家普遍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最深刻的根源。

　　实际上，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货币管理早就失控。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看看发达国家过去40年的货币扩张、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和资产价格的泡沫发展历史，我们就会明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早就成为常态了，尽管没有量化宽松之名，却有滥发货币之实。

　　自从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全球货币就持续高速扩张，全球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资产价格泡沫一浪高过一浪，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1971~2013年，全球基础货币或国际储备货币从480亿美元激增到超过12万亿美元，增速接近300倍，而全球实体经济实际增长不过5倍。若不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全球竞争，为全球提供廉价产品，全球性通货膨胀将要严重得多。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自传《动荡岁月》，对过去数十年的全球性货币扩张做了详尽论述，认为假如没有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供应廉价产品，发达经济体系就不会出现所谓的“通货膨胀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

　　即使如此，顶级经济学者如蒙代尔、卢卡斯、麦金龙以及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都承认，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和全球的平均通货膨胀超过以往一切时代的总和。货币的泛滥导致信用的泛滥，信用的泛滥导致高杠杆经营的泛滥，货币泡沫、信用泡沫、资产价格泡沫越吹越大，势不可当，终于酿成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遗憾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竟然还是指望（或不得不）再次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货币泡沫来刺激实体经济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