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迪恩·卡尔兰 雅各布·阿佩尔 出版：商务印书馆

    “贫穷”这个概念，大家平时一直在用，但当你真正思考时，才会发现贫穷问题并非那么显而易见。传统做法是用收入调查作为比较的基础。例如我们总认为“一个月收入两万元的人比月收入两千元的人更富裕”。 但更深入了解一个人的情况后，你会发现情况远非那么简单。深入调查一个在上海工作月收入两万元的人，他也许会告诉你，他有个哥哥的小孩每年读书赞助费要交十五万，全都是由他来支付；或者他有个弟弟要娶媳妇，家里准备盖房，贷了多少款，这笔钱也要他出。因此，他平时的生活状况非常拮据，也许还不如月收入两千元的人好，特别是假如那个月收入两千元的人嫁了个富裕老公的话。

    再看存款，仅有25%的美国人的存款能应付6个月的生活开销，49%美国人的存款不足以支付三个月的费用，28%的美国人没存下一分钱。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存下足够的钱用于应付不时之需，澳洲零存款比例恐怕还比美国还高。而以中国人或东亚人的传统，不管生活再怎么艰苦，都会尽可能地存点钱。因此，从存款来判断一个人或家庭的富裕程度，似也不靠谱，因为这严重受到社会保障制度、金融制度以及文化习俗传统的影响。

    有在孟加拉国做研究的经济学家提出一个经验性标准。判断一个家庭（因为很多收入以家庭为单位）是不是真的贫穷，就看这个家庭住房的屋顶草盖的和铝皮盖的。孟加拉每年都有非常厉害的季风，草制屋顶一旦下雨或暴风以后很容易被破坏，但铝制的屋顶能扛住季风。所以，可用一个家庭是否把屋顶翻造成铝制永久性的屋顶来判断家庭的富裕程度。

    可这个经验拿到非洲和拉丁美洲去就不完全适用了。在非洲一些非常穷困的村子里，人均每日收入在一美元以下，普遍存在饥饿现象。但学者们发现，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都有卫星、天线，都有DVD放映机。他们去问一些村民，那些村民就说，家里买台电视机比所有人吃饱更重要。这就是穷人的消费方式。

    又如在印度北部一些地区，能用到自来水的人的比例在5%以下，人均每日收入在一美元以下，非常穷困。但是即使是再穷的人，他也会拿出所有收入的至少20%去参加宗教活动，要去献给神。因为对北印度的人来说，参加这些宗教活动的重要意义要超过让自己吃饱。

    所以，不管是到某个村子里去实地调查，看这个村到底是不是富裕，还是从一些调查统计数据来看一个地方是不是富裕，或者推测一个县比另外一个县是不是更穷或更富，都夹杂了太多复杂因素，都不可能一目了然，需处处谨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了发展经济学，专注于研究怎样让贫国走向富裕。代表人物包括罗森斯坦·罗丹、罗斯托，还有曾获得诺贝尔奖的刘易斯。他们的基本主张是“大推进”。就是认为贫困国家之所以这么糟糕，是因为教育、医疗、金融系统、社会文化都存在太多问题。要使这样的国家整体摆脱贫困，不能单独花钱解决其医疗问题，这没有用。因为其他都是短板，任何一块短板都有可能影响整体发展。所以，要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在每个子系统里同时下工夫，全面推进。把医疗、教育、金融这些系统都提高后，才有可能跳出贫困陷阱，这种思想被称为平衡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成功经验不多，所以平衡发展理论已为多数经济学家抛弃。大家更多地承认一种不平衡的发展理论，即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或没有知识来整体推动经济体各个维度的平衡发展，只可能有限地试错、局部地推进。我们不能指望既改变印度的医疗体制，又改进其教育体制，又改进其金融体制，我们能改进多少是多少，改进一点是一点，

    《不流于美好愿望》的作者是耶鲁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迪恩·卡尔兰，他就属于不平衡发展理论这一派。他的两位老师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班纳吉和迪弗罗，是这一流派的领军人物。他们运用一种名为“随机控制实验”的方法评估各类政策，取得极好的效果。

    若要介绍 “随机控制实验”，我想用医疗来做个类比。比如我们要用某种药物来治疗感冒，检验这种感冒药是否有效。我找到一家医院，现在有两百个感冒患者这里来看病。实验就是把他们随机分成两组，其中一百个人不给他们吃药，单是喝水或吃安慰剂之类，另一百个人则服用感冒药。过了一周后，观察吃药的一百个人和没吃药的另一百个人的痊愈率是否有显著差别。整个过程中当然会有其他不可控的因素，比如感冒自己就会好，或者说这段时候天气非常糟糕，雾霾严重，会影响药效。但天气因素的影响对于这两百个人的影响是一样的。吃药也好，不吃药也好，天气对在这两组人都产生同等影响。所以研究最终关心的只是痊愈率。也有些人不吃药就好，但吃药的人比如说好了80%，没吃药的人好了20%，60%的差距就应完全归功于吃药。

    对扶贫政策、经济政策也一样。要在尼日利亚验证某个经济政策是否管用，也可采用随机控制实验。比如找上二十个村，随机挑十个村子什么都不做，但是记录它的状况，另十个村子采用经济政策来刺激，过了五年十年后再去观察两个村的差异。研究目标可以是经济发展水平，也可以是小孩身体健康水平，或识字率，或人均寿命，又或是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都可以。我只关心两者之间的差距。在这段时间里，尼日利亚可能发生很多事情，比如发现石油等等。但其影响是随机的，对控制组和实验组的影响都一样，所以还是能比较有效地分辨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

    不妨举些实例子。每年全世界死于疟疾的儿童在100万以上，他们绝大多数都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印度。疟疾会影响成人的生活，对于5岁以下的儿童更有致命危险。大家也都知道疟疾的原因是疟原虫，主要传播途径就是蚊子。防止疟疾的基本思路就是防蚊。

    美国很多基金会都已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究怎样消除疟疾。实践经验表明，最有效的办法是使用蚊帐，最好是用药水处理过的蚊帐。这种蚊帐只需几十美元一顶。传播疟疾的蚊子主要在晚上活动，所以晚上只要是睡在这种蚊帐里面，就可免于被蚊子咬，也就免于疟疾。当一个村子里面超过一半的人晚上都睡在这种蚊帐里，疟疾传播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小。这是看起来确实是非常简便的手段，但是怎么样让这么穷的非洲人使用这种蚊帐，却不那么容易。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为此提出，世界银行应免费给非洲村民发放这种蚊帐。但纽约大学教授伊斯特利坚决反对。伊斯特利说，过去的经验说表明，如果免费给非洲的一个村子的村民发那种蚊帐，他们最有可能的做法是第二天就把这顶蚊帐在黑市上卖了。即使规定黑市上不准卖蚊帐，穷人也会用蚊帐去做渔网。哪怕你告诉他，用这种蚊帐可免于疟疾，对身体大有好处，而你一旦得了疟疾以后就不能正常工作，未来的收益会有很大影响，你现在用这个蚊帐做渔网打渔才能赚多少钱。但为生活所迫的非洲人可能还是会用这顶蚊帐去捞鱼。

    两种说法似乎都很有道理，最好的办法就是交给随机控制实验来检验。目前在非洲很多地区的实验结果表明，大多数人拿到免费蚊帐后，确实在使用，而没有拿去作渔网，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疟疾发病率。但我们在新地区继续推广该经验时，还是必须进一步做实验。

    再举个印度比哈尔邦基础教育的例子。比哈尔邦在印度东边，就是1400多年前唐僧到西天取经的那片地区。现在是黑社会横行、治安非常混乱、非常糟糕的一个地方。人口众多，极为贫困，学生辍学比例非常高，尤其女生。印度普遍存在童婚现象，女孩子在14岁前就结婚，往往从此辍学。学者们尝试了很多种常见的激励提高入学率的手段，如减免学费、提供免费午餐、提供校服、提供标准英语课本、提供补充营养的维生素片等等，分别进行随机控制实验。最终，这些常规手段都没见什么起色，反倒是一种多数人都没想到的方法发生了奇效：给学龄女生免费配备一辆自行车。比哈尔邦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不管家长还是学生都对女生每天步行几个小时往返学校存有顾虑。提供免费自行车，刚好解除了他们的疑虑。

    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穷人行为的复杂性。在实施各种扶贫政策之前，为了“不流于美好愿望”，一定要用各种方法仔细检验其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