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许多值得一看的历史文化遗迹，每天，成千上万游客涌进故宫、游览天坛，惊叹其壮观，但这个城市最珍贵也最重要的遗址——北京古观象台——却几乎无人问津。古观象台伫立在明代城墙遗址的东南面，很显眼，比旁边车水马龙的大路高出15米（近50英尺），无数旅游巴士从其旁开过，驶向旁边的天安门广场。几乎没有一辆巴士停下来，让游客哪怕瞅一眼这个如今已成为博物馆的古观象台。这多少令人惋惜。明朝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把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为了更符合天子的威仪，北京城开始修整扩建，约20年后的1442年，观象台开始动工。天文星象之学对于古代中国非常重要，世人认为，xii皇帝维持着天与地的和谐，因此，观象台不仅是观察天体运行的中心，还是整个国家的要枢，皇帝及其家族借助它维持“天命”。古观象台吸引了对传统中国宇宙论深感兴趣的人们，同时，上面那八件巨大的青铜仪器也见证了中西关系史上一段特别的时期。
阅读本书第二章的读者会发现，在华耶稣会士在把西方科学传播到中国上起了关键作用，包括输入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设计使用的非天文望远镜系统的天文仪器。虽然布拉赫拒斥哥白尼的日心说，但他是当时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所用仪器也胜过任何中国天文仪器，尽管之前的1
000多年，中国天文学家已经设计出用于绘制星图的精密仪器。
的确，据史料记载，中国人观测日月食这类天文现象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6世纪，大约在孔子生活的时代，
中国人已拥有观察天体的详细资料。到了公元前1世纪，中国人已经设计出原始的浑天仪，用于观察天体运动和演示天象，并不断改进。浑天仪是由许多有刻度的金属圈组成的球状仪器，据说是古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Hipparchus）于公元前2世纪发明的根据我国学者的观点，浑天仪是汉代张衡发明的。——中译注，此后，欧亚大陆和北非地区都把浑天仪当作标准天文仪器，阿拉伯、西欧和中国的天文学家不断对其进行改良。据记载，1090年，北宋在首都开封建造了一座由水力推动的浑天仪。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拥有研究星象的传统，所以一部分学者（当然不是全部）愿意接受耶稣会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这对于耶稣会和中国科学的发展，都是一个好时机——xiv因为乐于接受西学的人士还包括好几代皇帝。1669年，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任命南怀仁神父（1623—1688）主管数学部门，兼管钦天监。当时，历法对清廷如期举行许多求祈天地和谐的皇家仪式非常重要。因为职责所在，耶稣会士很快承担起修订帝国历法的重任。身担重任的南怀仁发现，有必要按照第谷·布拉赫的设计，铸造六件新的天文仪器。1674年，技艺精湛的中国铸造工人以青铜铸造了这些仪器，跟观象台上古老的中国仪器放在一起。南怀仁虽然来自比利时弗兰德，却精通中文，同年，他以中文撰成十六卷本的《新制灵台仪象志》，详细介绍了每件仪器的功能、使用及复制方法。此后的继任者纪理安（Kilian
Stumpf，1655—1720）、 戴进贤（Ignaz Kgler，1680—1746）、刘松龄（August von
Hallerstein，1703—1774），又先后增添了两件青铜仪器——地平经纬仪（1715）和玑衡抚辰仪（1744）——凑齐了留存至今的这八件天文仪器。
耶稣会影响中国天文学这一事例，形象地说明了本书的主旨：科技知识传播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一种“对话”——不管是从希腊传到阿拉伯、从阿拉伯传到西部拉丁基督教世界（参见本书第一章），还是从西方国家传到俄国、日本和非洲（参见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大多数事例表明，思想、科技和设备的传播并非直接照搬，而是根据本土文化进行改造，以贴合当地实际，容易被接受。甚至在两种文化地位不对等的时候，比如美洲和非洲这类殖民事例中（参见本书第二章和第四章），在对方传授科技知识、发挥科学的影响力时，作为接受方的本土文化总能产生影响，使之为我所用。本土文化总能影响科技知识及其力量的给予方式与接纳方式，这经常丰富了本土文化，使科技最终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
历史的流变向来复杂，科学史尤其如此。把科学史写成真科学战胜伪科学的直线更替，那并不符合事实。有鉴于此，本书仔细鉴别，如实陈述，重现了一个复杂而多元的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搜集各种不同的故事），并且让这些看似复杂的故事通俗易懂。本书不仅充分发扬该丛书一贯的优点，而且浅显易懂，对于喜欢世界史的学生，无论是已经有一定基础还是刚刚起步（本丛书的编辑也是如此），它都算得上一本有吸引力的读物，或许有助于他们从全球视野来思考科学及其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