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定位和描述现代世界的科学?其中一个特征是，自科学革命和殖民时代以来，西方科学传统维持甚至扩大了自己的优势地位。的确，在多数地区，西方科学等同于“科学”，与此同时，其他科学传统被边缘化或者彻底消失。但是，随着新的科学中心在东亚、南亚和拉丁美洲兴起，西方科学也越来越不那么“西方”（即欧洲和北美）了。

    科学已经成为一股全球性力量，几乎波及所有人类社会。在全球教育机构的课程中，科学占据了重要部分。政治家和普通人都密切关注本国学生的科学水平，为自己国家的科学成就骄傲。数以百万计、各门各类学科的科学家被世界各国雇用。关于科学的大众和专业书籍被广泛销售，成千上万的科学期刊、报纸、流行杂志和网站向全球读者介绍最新的科学发现。此外，科幻小说也是常见的娱乐类型。

    本书涉及的许多问题，至今仍非常重要。中世纪大学的直系后裔仍是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的中心，并扩展到了全球。科学在现代课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胜过了在中世纪欧洲课程中的作用。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已经逆转，如今的伊斯兰社会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接受其他文化发展起来的科学。在西方传统中工作的穆斯林，比如1979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阿卜杜勒?萨拉姆（AbdusSalam，1926—1996），获得了一些重要科学成果，并意义深远地形成了一批在西方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工作的群体。但是，伊斯兰世界自身尚未出现科学巨匠。

    虽然耶稣会科学的伟大时代已经过去，宗教团体不再是科学界的创造性力量，但利玛窦、珂雪等耶稣会士努力想克服的宗教与科学关系问题，仍是现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如同耶稣会面临着日心说的挑战一样，今天，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全球宗教信仰普遍面临一种明显的矛盾处境:宗教经文中上帝创世的叙事，跟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现代宇宙论存在冲突。今天，西方科学不再像耶稣会时代那样被视为西方宗教的“包袱”，但非西方社会仍然面临接受多少西方文化和科学的问题。那种促使发现奎宁能治愈疟疾的研究方式还在继续，那就是当今的“生物勘探”———在自然界寻找药物，只是研究者不再是宗教团体，而是跨国公司，这些公司的全球机构接近甚至超越了从前的耶稣会。

    彼得大帝和德川日本吸纳西方科学知识，使之为统治者所用，此后许多国家也遵循这种做法。事实证明，科学在许多方面可跟独裁统治共存，而“现代化”的独裁者（比如伊拉克的萨达姆）发现科学家能为他们服务。正如彼得大帝时代一样，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军事需要经常都促进了科学发展。

    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势力采取的是直接殖民统治，这种方式已在非洲大陆和世界上的多数地区彻底消失。但是，全球力量不平衡仍在形塑科学的进程。“第三世界”的科学家和组织倡导科学为全球穷人服务，但成效甚微。前殖民地国家的领袖，比如南非总统姆贝基（1942年出生），经常质疑西方科学，部分是因为它跟殖民主义的联系。他怀疑科学关于艾滋病起因和治疗方式的意见，赞扬传统非洲医学，表明了科学的殖民色彩仍在影响其接受者。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科学仍是全球社会至关重要的知识。许多现代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从艾滋病到海洋资源减少，只有借助科学的帮助才能解决。我们时代最著名的世界问题之一是“全球变暖”，从名字可知，它不是地区问题，而是全球问题。全球变暖和当代科学都是现代工业文化的产物。但是，科学不仅能从根本上观测、定义和指出全球变暖问题，也能解决它，如果它的确存在解决办法的话。

    但是，科学有建设的能力，也有毁灭的能力，两者都在塑造人类的未来。科学既提供了大量廉价的能源和充足的食物，也生产了大量20世纪最可怖的武器——原子弹、氢弹和生物武器实验室的“人造病菌”。貌似经过深思熟虑和缜密规划的大规模科学项目，比如非洲殖民地的“花生计划”，也可能事与愿违，为地球的脆弱生态带来灾难。如同这个世界的未来，科学的未来仍是未知数。但我们可以确定，科学的未来必然建基于它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