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强大，也只是个壳，民富才是根本，国富国强才是圆满的中国梦。

　　要实现民富，改革的第一刀应把着眼点放在收入分配改革上。

　　“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国家能否发展，与企业能否发展，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企业极为看重员工激励机制，即企业必须提供员工合适的工资与福利，以激发员工的热情与斗志。越是在危机时刻，适当的激励越重要。中国经济缓滞，民众的信心与勤劳很重要，而信心相当一部分来自这样的成功学逻辑——勤劳就能富有。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质疑这传承了千百年的因果论，勤劳一定富有吗？经济学家陈志武已经开始分析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言外之意“勤劳而不富有”已是板上钉钉的现实。而更多的人担忧，中国进取的动力与机制保障已消失殆尽：

　　与未富先懒相关的“逆发展”现象流行：未富先撤、未富先奢、未富先剩、未富先退、未富先痞、未富先娇、未富先败、未富先宅、未富先炫、未富先疲、未富先赌……

　　如今再也不是那个“随便放枪都能打死一派鹿（胡润语）的年代了。创业不如就业，就业不如被就业；经商不如做公务员，升官必然发财；打工不如啃老，反正都买不起房。”

　　“还富于民”，首先要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其中初次分配格局是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最起码让民众认识到“天道”还是“酬勤”的。

　　初次收入分配主要涉及三方：劳方、资方、政府，初次收入分配的主要问题是，分配过多倾向于政府与资方，劳动相对弱势。政府是且走中国财富蛋糕的大头，这在前面章节有所涉及，不在追朔。收入分配对资本的偏爱，是由劳动力与资本的匮乏程度决定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资本极度匮乏，财富积累几乎为零，而劳动力则极为充沛，城市中存在大量的待业与即将就业的青年，同时大量的农民工也源源不断从农村涌向城市。

　　资本与劳动力存量的天然之别，决定了资本的“稀以为贵”。资本成为第一位的，各项政策不可避免地向其倾斜，以吸引资本，并形成资本决定收入的格局。由于政策对资本多出开绿灯，也使得资本更加贪婪，导致劳动者的工资偏低。

　　2007年，社科院发布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指出企业利润增加的代价是职工收入偏低。从1990年到2005年，劳动者报酬GDP的比例从53.4％减少到41.4％，而企业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1998年，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资总额还是企业利润的2.4倍，而到2005年就降到0.43倍，而同期工业企业利润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3％提高到21.36％。

　　从收入分配的差距来看，各行业的收入“高低各不同”，部分行业的收入也实在让人羡慕嫉妒恨。2011年12月1日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中国劳动论坛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提供了一组数据：

　　行业、企业间工资差距扩大。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36539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0759元。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70146元；最低的农林牧渔业，16717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1。上世纪80年代，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1.8倍左右。世界上多数国家行业间差距在1.5—2倍左右。企业间工资差距更大。2010年调查上海某银行员工工资及奖金人均为29.66万元，员工的其他福利人均6.08万元，合计35.75万元，是当年城镇单位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10倍。

　　可见，收入明显偏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以及“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给业”等行业，这些行业的企业多为国有资产，由于其垄断地位，这些国有资产每年都有大量的收益。

　　以2012年为例，2012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116家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2.5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3万亿元。经济学家陈志武称，根据一些研究机构前几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约79万亿元人民币。 虽然这些国有资产没有都产生了大量收益，但我国并未建立良好的分配机制，全体国民并未公平地享有这些资产。

　　初次收入分配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平衡政府与市场主体时间的关系。不过，市场经济越完善，越自由，政府的干预空间就越小。企业到底给劳动者发多少工资，政府并没有多少发言权。政府能做的只有不断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将一部分比例的低收入人群进行保护，大部分人并不在政府的保护范围之内。劳动者要改变在分配格局中的弱势状态，还需增强自己的话语权，比较现实的办法是抱团，成立工会，通过团体的力量增强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话语权。

　　政府应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消除行业垄断上，为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提供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由于大量垄断门槛的垄断，很多民营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其员工的日子也不好过，只有保证资本的生生不息，员工的工资提高才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此外，政府还需建立一个合理的分配机制，将属于全体国民的国有资产及其产生的利润，分配给国民。经济学家陈志武主张将国有企业股权、国有资产等通通通打包，成立一个国有资产基金。管理者将这些国有资产基金以股份的形式分摊到13亿中国人身上。如此一来，老百姓就真正成为国有资产的持有者，并切切实实拿到了股份。国有企业的利润，可以直接进入老百姓的腰包，老百姓切实享受到经济增长带给他们的好处。

　　直接还利于民，是个好主意。其实，政府还可以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譬如发消费券，既能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又能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倒也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发消费券“四两拔千斤”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享有“欧元之父”之誉的罗伯特?蒙代尔在2008年举行的“2008国际金融市场分析年会”上呼吁，针对当前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和美国政府都可采取向民众发放购物券的方式来刺激消费，从而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蒙代尔的建议可取，发消费券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关键作用。

　　对于经济的拉动，尤其是消费的拉动，更多的需要深入国民生活的微观层面，从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增加居民收入，一方面要减轻国民负担，如此方能实现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固然令人振奋，但我们也不免担忧，气势磅礴的基础设施投资能否独臂擎天，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拉动GDP增长，但拉动的经济增长链条较短，主要集中于中上游产业，如水泥、钢铁、有色金属领域，对下游产业，如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较小，可以带动的就业人数也不多，不利于实现国民经济更好地发展。因此，中央政府应在刺激消费上出重型组合拳，以发放一万亿消费券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

　　首先，发放消费券是给“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表现，有利于提高公众福祉，是政府的“亲民”之举。金融危机对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造成了很大影响，政府发放消费券，可以鼓励公众持券进行基本生活用品、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等方面的消费，有利于提高困难家庭抵御危机的能力，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

　　其次，发放消费券是最为直接的刺激经济措施，很有可能成为刺激经济的强心剂。发放一万亿消费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国消费乏力的状况，提高消费，扩大买方市场，这对以消费品为生产目标的企业是个绝对利好消息。而对那些出口依赖性中国制造类企业，也能由出口转内需，顺利实现转型，避免受困于海外市场。

　　而且，发放消费券也不是单让商场和中国制造业吃了偏食，整个社会产业链都受益匪浅。商场和轻工业发展了，其上游产业和相关产业如运输、物流等的发展也被拉动，整个国民经济都因消费券的发放而收益。

　　最后，发放消费券为大量消费品导向型企业输送“还阳丹”，而这些企业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承担着解决民众就业的责任。一旦这些企业没有了生命之忧，很多人的饭碗也就保住了。可见，发放消费券有利于保持就业稳定甚至扩大就业。

　　刺激消费，就需要培育社会消费能力，当市场规律自身无法为提高消费能力提供温床时，就需要政府出台实施刺激消费的相关政策。而消费券的发放，把政府的“还利于民”直接用于市场消费环节，缩短了传导步骤和传导周期，是立杆见影快速培育社会消费能力的有效方法。同时，这也是把中央政府保增长的战略目标直接落实在改善民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