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魔咒论
中美两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有很大的差异，这是事实。一些美国学者从民主和平论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上同美国之间的差异也会导致中美发生冲突。他们说，中国“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政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制，缺乏民主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他们主张对中国政府施压，促进中国的民主化改革。
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往往存在很大的风险，会发生冲突甚至暴力。转型国家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会实行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政策，将内部矛盾转向国外，从而引发同外部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这也就是所谓的“转型冲突论”。从这个视角出发，他们认为即使中国正在朝着民主社会转型，转型过程中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也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改革不断深入和社会管理不断增强，现行政治体制不仅不会发生西方期待的变化，反而会更加巩固，表现出很强的韧性。由于中美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双方之间的互动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加深彼此之间的猜忌，甚至爆发冲突或战争。也就是说，相互交往越多，对彼此了解越多，越不信任对方。还有些美国学者对中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表示担忧，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对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构成了挑战。
例如，阿隆·弗里德伯格在《中美关系的未来：冲突不可避免吗？》一文中指出，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既不是一个集权国家，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中国越来越倾向于利用经济发展来避免社会动荡。假如经济增长出现了问题，中国政府会越来越依赖民族主义诉求。也正因为此，中国在从现行体制转向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的过程中，可能会同美国发生冲突。他认为，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巨大差异，不仅阻碍双方采取措施减少两国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和竞争因素，也导致了相互敌视和猜忌。因为战略原因，美国可能会猜忌甚至敌视中国，但这不是唯一因素。意识形态差异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也有美国学者强调，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同中国之间不断深化的接触、沟通和交流并不一定能改变中国固有的战略文化和战略目标，也不能促使中国真正接受现存国际规范；中方可能会坚持固有的战略文化，拒不接受国际通行规范，也不会改变原有的身份认知。相反，中方可能会借融入国际体系的机会，在国际机构内部谋求改变原有国际规则，利用西方的规则打败西方。中方对美国战略意图的误判、行为方式的误读也会加深彼此之间的战略互疑；在此情形下，任何突发事件都会导致双方加深对彼此的误读和误判，导致关系更加紧张。
在中国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强调，美国将中国视为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异类”，这更加深了两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矛盾的对抗性。在中国学界和博客圈中，有关美国分化、西化中国战略的现实威胁性等主题讨论不绝于耳。诸如《一篇妄图“西化”中国的代表作——评杨继绳先生的〈我看中国模式〉》、《专家学者研讨“颜色革命”、“街头政治”及美国西化、分化中国战略》、《警惕美国以文化“软实力”西化、分化中国》、《从美国“西化”、“分化”中国的“十条诫令”说开去》、《“西化”、“分化”中国：美国的险恶用心》、《准确把握西方西化、分化中国的新情况、新特点及对策研究》等学术论文阐述的观点在一些人士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同时，一些中国学者将美国的一些战略决策解释成对华实行“和平演变”的工具，目的是在加强对华渗透的同时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权。例如，冷战结束初期，有中国学者指出，“某些西方势力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中国同西方之间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也有中国学者倾向于从阴谋论的视角解读美国学者提出的有关中美战略关系的构想。例如，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誉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曾提出中美“两国集团”（G2）的概念，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曾提出“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表明西方学者确实注意到了中国国力快速上升的现实，当然也含有希望中国能够承担与之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的因素。毫无疑问，这些构想的现实性和可行性确实值得商榷。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却将这些构想视为西方试图借此“吸纳中国这个国际经济中的‘异类’”，并称此举表明西方对“中国这个‘异类’的恐惧和不信任”，甚至说这是“翻版的‘中国威胁论’，只不过是应对威胁的方式变了”等。这些“异类说”无疑加深了两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矛盾的对抗性。在此情形下，任何突发事件都会导致双方加深对彼此的误读和误判，导致关系更加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