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罗奇这个名字，想必对于经常关注财经新闻的朋友而言，不会感到太过陌生。罗奇曾经长期担任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亚洲区主席，经常就世界经济、中国经济、中美贸易关系等议题发表观点。这位华尔街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长期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并悲观判断经济全球化前景。尽管罗奇的观点在华尔街、美国甚至中国都显得曲高和寡，但他的判断却一次次应验，比如在“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之时，他就坚称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甚至要比美国更为良好，短期内也看不到会让中国经济刹车的关键障碍。

    罗奇离开投行后，到耶鲁大学任职，任该校全球事务与管理学院高级研究员。他的新作《失衡：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直面当下全球经济最重要、最敏感的议题，中美两大经济体如何摆脱此前形成并固化的失衡依赖模式，建立两国经济再平衡，并以此为基础重塑经济全球化框架。

    那么，为什么中美必须实现再平衡？这个设问也可以表述为，两国无法实现再平衡的后果，是什么？罗奇在书中第十章就此作了一番推演：在2014年冬天或者稍晚的时候，中美贸易摩擦等各项压力议程引爆矛盾，美国将可能首先以中国操纵汇率政策为由，对华发起贸易战；这必然会引发中国效仿进行反报复。接下来在美国将带来货物出口迅速下降、中国进口商品在美零售价格迅速升高，由此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将受重挫。美国进一步加大反华贸易制裁力度，中国将以拒绝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以及出售现有债券作为反制，美元的崩溃缺口就此打开……而在中国，美国消费疲软会传染至世界其他经济体，中国出口会因此迎来雪崩式滑坡，失业飙升和社会紧张在所难免。中国经济的放缓，对于已经严重依赖中国内地市场的日韩两国及中国台湾来说，将迎来彻底的灭顶之灾。那些位于中国资源供应链上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加拿大等国，也将步日韩后尘而长期萧条。

    简言之，中美无法回避再平衡问题，现有的失衡局面若是延续下去，不论对于两国，还是世界其他各主要经济体，后果都是无法承受的。

    在谈论如何实现再平衡之前，必须清楚中美失衡依赖模式怎样形成，以及该模式会发生自我固化。《失衡：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一书就此进行了翔实的回顾，试图剖解其中谜题。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在经济中的介入程度越来越深，大量的公共开支不仅形成了公共债务，还开创了这方面的开支路径，在议会民主的框架下很难压缩，更不要说取消。而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科技革命，促成了美国经济的轻型化、金融化转型，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大量岗位被外包到海外，这为美国带来了持续的经济繁荣。但美国的经济繁荣、繁荣神话，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事实上扮演了世界工厂，承揽了美国等海外市场大部分的商品需求，贸易盈余又回流到美国。两国的失衡依赖模式由此结成。罗奇指出，两国各自都需要对方来促进自己的经济增长，“美国贪婪的消费者需求下是充满泡沫的资产和信贷危机。同样，外向型的中国生产模式是以美国消费需求中的虚假利润为‘养料’的”。这一模式颇为稳定的持续到了2008年。

    书中用了三个章节来对比讨论中国和美国在过去20多年里，走向不同程度失衡的动力和领导力。罗奇分别对比了朱镕基和格林斯潘、温家宝与伯南克、中国的国家发改委与美国政府的经济主管部门，梳理分析了三组领导人物或机构的政策理念、行事方法和政策风格，并指出了这些对中美两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中国为什么会在汇率、贸易等多项经济政策上，成为美国热衷指控的“替罪羊”？罗奇分析认为，这首先要归结为贸易逆差，但问题又不仅仅限于此，美国对其他顺差国的批评和反击相对温和，偏偏为难中国，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企业的新兴力量和美国白领的日益衰落”。出现“美国白领的日益衰落”，很重要的原因是服务业全球化，相比中国，印度成为这方面的更大受益者，但中国却不可避免成为最显著的被批评者。罗奇认为，随着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带来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美在贸易逆差、汇率政策之外的服务业等问题上的矛盾还可能进一步加剧。

    关于中美贸易逆差，罗奇认为很大程度上被高估了。他以翔实的数据和企业案例为据指出，中美双边贸易数据中的中国附加值被严重夸大了，事实上，外资企业在华开展的生产、组装和销售业务，中国从中分得的份额相当低微，美国隐性收益更大。并且，美国供应商事实上离不开中国技术稳定、劳动力素质较高、加工制造水平可靠的制造业。对于美国政界和企业界经常提及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批评，罗奇同样认为存在严重夸大，且被过度政治化渲染。

    再平衡不可避免，但再平衡是可能实现的吗？罗奇预计，中国的治理结构、权力模式背景下，更可能率先启动主动调整，他对中共十八大以来的经济结构化改革及反腐败进程予以较高评价，认为反腐败可以扫除阻碍深层次改革和转型的障碍。他也同时提醒指出，在医疗保障、发展服务业和城市化等问题上，中国的改革既要保证迅速又不能引起混乱，难度不小。而对于美国，罗奇认为，美国企业界将最终通过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而带来的更高层次的“中国需求”获益，还可能分享中国的服务业红利。当然，实现这一点，有赖于美国企业界对政界人士形成切实的约束，避免引发罗奇在书中所推演的双输局面出现，并且，中国也有必要加快服务业和部分垄断产业的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