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中国曾是世界科学与科技的领导者。随着欧洲科学革命的发展，中国的科学之光逐渐黯淡下来，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代，并延续到了18世纪后半叶。但近年来，中国又大踏步地重返世界舞台，扮演起重要的角色，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对国际合作的积极参与。

    虽然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与前苏联展开过一段合作，但只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才真正全方位参与到国际合作中来，包括从银行业一直到科技开发等各个领域。正是这种合作成就了中国今日的经济奇迹。因此我认为，中国人民比世界上许许多多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更能深刻地领会合作所带来的好处。我希望，这部在罗杰·海菲尔德协助下完成的著作，能够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作是人类的基本特性？

    从科学的角度看，合作得以实现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一方面，科学本身就是合作的典范。从本质上看，科学已经跨越了时间和学科的界限，甚至跨越了国界。就中国来说，科技领域的合作也有了飞速发展，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在我的实验室里，我很荣幸地与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共事，伏锋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2013年3月，科学峰会在伦敦召开，美国、英国和中国工程领域的顶尖思想家与创新学者共聚一堂，确立了可持续性、健康、教育、技术与发展、充实人生和保持活力等方面的共同目标。

    从世界的角度看，科学家之间要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利用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解决最为紧迫的饥荒、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举例来说，能源消耗的大幅增长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头，但这一发展却是以污染和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的，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就势在必行。从个人的角度看，科学家需要吸收他人的思想，不论他们来自哪里，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自身思维方式的改变。

    另一方面，关于人类为何能如此默契地形成合作、什么是促进合作的最有利环境这些问题，科学能够给出最好的解释。我们需要从历史发展角度去了解合作的起源，弄清如何才能实实在在地促成合作。自罗杰和我于2011年春出版本书以来，我在哈佛大学的进化动力学中心团队又取得了不少关于合作的可喜成果。我和伏锋一起研究了群体的移民对合作的影响，并得出了一个颇具深意的结论：全球范围的移民比本地移民更能促进合作的深化。由此可见，大批中国科学家涌向世界各地，活跃在加州、伦敦等地的实验室中，这是对合作的有力促进。

    我的另一个最新体会，就是要相信直觉、快速思考。我与大卫·兰德（David Rand）和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一起，为一个“公共品博弈”实验招募了数千名参与者。我们发现，合作意识较强的人，往往会更加相信他们的直觉。于是，我们对一个古老问题产生了新解：我们为什么会做好事呢？也许，我们的第一个冲动是保持自私，合作就是要控制住贪婪的本性。又或许，合作是自然而然的流露，过多地思前想后不利于合作的产生。在实验过程中，我们发现，人们快速的第一反应是合作，而缓慢的思索过程则会鼓励自私的行为。这就是说，合作是一种最基本的人类本能。

    关注人类行为，特别是人类合作行为的另一个领域是经济学。在这一领域，我的团队也取得了一些创新成果。其中，我们引入的随机性为经济学理论带来了更多的现实色彩，并使这一理论更加完善。在进化博弈中，玩家在评判收益和他人策略的过程中会犯错误，而我们研究发现，自然选择偏爱公平。更加可喜的是，通过对我们在全世界招募的140名被试进行实验，我们发现，人们的行为跟我们的模型所预测的完全一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公平策略总是能最先胜出。

    我们不妨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一结论对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中，进化过程可能会惩善扬恶。而我们的理论模型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人们经常会为现实生活的随机性而担忧，因为随机性给人的感觉是不公平，但从长期来看，在与目光短浅的私利之间的竞争中，公平永远会取得完胜。在面对现实生活的挑战时，这一领悟，令我倍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