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界的战争里，从饥饿与死亡中，发展出一代又一代的高等动物，这是我们能想到的关于生存斗争的最崇高目标。
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
生物现象有其阴暗的一面，查尔斯·达尔文将大自然的这一阴暗面称为生存斗争。他意识到，竞争在进化的过程中起着极其核心的作用。在无穷无尽而又残酷无比的生存斗争中，适应性最强者胜出，其余生物则逐渐灭绝。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各种生物，它们的祖先都曾有过自己的鼎盛时期，也都比那些不幸的竞争者们拥有更强的繁殖能力。至于其他对手，竞争的失败意味着它们丧失了养育下一代的机会，在这个地球上永远地销声匿迹了。
在至少40亿年前，当最早的原生细胞开始出现时，生存斗争就随之产生了。这些细胞是结构单一的细菌，每一个都是微小的化学物质的有机组织，其中优于其他同类的细胞会繁殖得更快。只要获得食物的能力高于平均水平，它就可以繁荣生长，而竞争对手则会灭绝。围绕生存的斗争不断持续着，并扩展到了各种各样的生物栖息地。如今，地球已被细胞所占据，微生物遍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从极地到沙漠，从岩石到深海。即便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细菌的细胞数量也都超过了人体自身的细胞数。如果把现在地球上的所有细胞加到一块，大约是10的30次方，或者说1后面跟30个零；而这其中大部分都是细菌的细胞，其他细胞的数量顶多是个零头而已。
生存斗争不仅仅适用于细菌，在我们称之为“动物”的那些高级的细胞组织中，斗争也同样存在。辽阔的非洲大草原上，一头狮子在长草中蜷伏，肌肉紧绷，全神贯注地盯着附近的羚羊群。它蹑手蹑脚地靠近羊群，突然，它以惊人的速度扑向其中的一只，一跃而起抓住羚羊脖子，然后用锋利的长牙刺穿羚羊的皮肤、血管和喉咙。狮子将自己的猎物拖倒在地，紧紧按住，直到猎物停止呼吸。而当狮子完成猎食之后，又会有一群秃鹫聚拢过来，分食剩余的羚羊残尸。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中提出，现代人类也是在非洲大陆的生存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种与大猩猩、黑猩猩存在亲缘关系的已灭绝的猿类曾一度在非洲出现。由于大猩猩和黑猩猩正是离人类最近的‘血亲’，因此相比其他地方，非洲大陆更有可能是人类始祖的起源地。”在过去大约六万年里，我们的祖先逐渐向其他大陆迁徙，并在与其他古代物种（例如直立人和大脑袋的尼安德特人）的竞争中胜出，从而统治了整个地球。不过，如果你是欧洲人、亚洲人或新几内亚人，那么你身上也可能会有尼安德特人的血脉。直到今天，生存斗争还在持续和加速，从超市之间激烈的价格战，到华尔街公司你死我活的对抗，几乎无处不在。
在生命的竞赛中，我们都受到生存斗争的驱使去努力争取成功。每个人都想成为赢家。要想赢得成功，有许多诚实的方法：比别人跑得更快，跳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做得更好。然而，在斗争中本来就存在阴暗的一面，从自我利益出发来考虑，人们永远都不应该帮助竞争对手。哦，不帮助似乎还不够，为什么不给他们制造一些麻烦呢？为什么不欺骗他们呢？店里明明摆着新鲜出炉的面包，可有些糕点师傅还是会拿过期的面包卖给你。服务费明明已经包含在了餐馆账单里，可有些服务生还是向你伸手要小费。便宜的普通药物明明可以获得同样的疗效，可有些大夫还是在处方上给你开出昂贵的名牌药品。如果要当好好先生，你就注定赢不了这场竞赛。
人类是自私的。我们是相互掠夺资源的生物。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唯利是图，我们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中，我们都想争第一。我们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都只受自我利益的驱动。我们身上的基因都是自私自利的。不过，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除了竞争之外，应该还有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
无论复杂度高低，各种生物都会在其生存的过程中彼此合作。最早的一些细菌以菌丝的方式排列，在任一菌丝上都有特定的细胞以自杀的方式凋亡，以给相邻细胞提供氮的滋养。一些细菌成群结队地获取食物，就如同一群狮子围猎一只羚羊。上百万的蚂蚁个体组成社群，通过集体的力量来解决种植、建筑和指路等复杂问题。为了整个蜂巢的利益，蜜蜂不知疲倦地采集花粉。鼹鼠大方地允许同类食用自己的排泄物，因为那里面有可以二次消化的植物须根。为了保卫公共巢穴，猫鼬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
人类社会中也到处充满了合作。即便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其中所包含的合作层次也远远超出你的想象。例如，早晨上班的路上，你在一家咖啡馆停下来吃早饭，买了一杯卡布奇诺和一个羊角面包。这看起来十分简单的享受，却要有至少来自6
个国家的一大群人为此付出劳动。
哥伦比亚的农夫种植咖啡豆。在巴西茂盛的绿地里，种着随风摇曳的糖蔗，这可以制成咖啡里加的糖。咖啡上漂浮的少量奶油牛奶来自一家本地农场的奶牛，而加热牛奶用的电则来自邻州的一家核电厂。这里自命不凡的咖啡师用斐济的矿泉水来烹煮咖啡。至于羊角面包片，面粉是加拿大的，黄油是法国的，鸡蛋则是本地一家农业合作社提供的。面包最后通过中国制造的烤箱来加热出炉。而要准备好所有这些原料和设施，需要许许多多的人，通过横跨整个地球的生产线来提供。
你能享用热气腾腾的咖啡和羊角面包，这也跟人们一系列的好想法密不可分，这些想法又通过语言这一非凡的媒介进行广泛的传播。于是，一张紧密交织的合作网络形成了，通过这张网络，合作一代代地延续了下去。从第一个利用烘干种子制作饮料的人，到发明电灯泡来给咖啡馆照明的人，再到第一台浓缩咖啡机的专利发明者，好点子不断地产生、传递、应用并得到丰富和升华。
因此，我们日常生活的简易早餐，简直称得上是跨越时空、令人称奇的合作壮举——在许许多多的人之间，一系列的概念、主意和发明通过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传播，才造就出这顿小小的早饭。当代世界就是一个超大型的合作企业。关于咖啡豆选择、面粉制作、烤箱制造、奶油打沫的知识都分散在成百上千颗脑袋里。到今天，这些大脑之间相互合作程度的高低，就像大脑尺寸的大小一样，对人类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就是生物现象中光明的一面。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让我们人类成为已知宇宙中最伟大的合作者。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的近亲根本无法匹敌。如果把400只黑猩猩塞进飞机的经济舱，让它们飞行7个小时。等到了目的地，它们百分之百会跌跌撞撞地走出舱门，耳朵咬掉了，毛发扯秃了，四肢流血不止……而同样的拥挤状况，成百上千万的人们每天都在平静地忍受，因此，我们才能够走遍天下。
正是由于人类惊人的合作能力，使得我们可以在地球上各种生态环境下生存，从烈日炎炎的沙漠，到万里冰封的南极，再到有着千钧压力的深海。人类协同一心的超凡能力，也让我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向地球大气层外迈出了第一步，到月球甚至更远的星球去旅行。
需要注意的是，我在本书中提到的“合作”，不仅仅是指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工作，而是指更具体的一层意思，即原先的竞争对手决定开始互相帮助。如果从传统的达尔文学说来判断，这种合作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因为帮助竞争对手会使自己丧失适应性，降低自身繁殖速度，或者削弱自己的竞争优势。但实际上，这种合作的例子也不难想象：朋友开车带你去看牙医，结果她自己上班迟到了；你向慈善机构捐献了50
块钱，而不是自己把这些钱花掉；你身体里的细胞并不会自顾自地胡乱扩充自己的数量，而是会根据人体的整体需要来进行有序复制，从而构造出肾、肝、心脏以及其他重要的器官。
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场景都可以从合作与否的视角来分析。例如，你想到一家英国银行开设一个储蓄账户。想象一下，你正站在银行柜台前，一位柜员边微笑着边向你耐心解释不同种类账户的区别。通常情况下，银行会利用服务费、利率、存取方式、使用条件都各不相同的账户类型来把客户弄糊涂。如果你想得到最好的利率，那么针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柜员通常有两种回答方式。从柜员的角度看，最好的利率是最低的、限制最多的，这样银行的利润可以最大化；而从客户的角度看，最好的利率是能给自己挣得最多利息的。如果柜员提供了前一种类型的账户，就是欺骗，而如果他向你推荐了后一种账户，给你而不是给银行最高的回报，那么这就是合作。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合作时，它就更显神奇了。为什么要削弱自身的适应性来提高竞争对手的适应性？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为什么要去关心别人？合作与利己主义背道而驰，合作是非理性的。根据达尔文对生存斗争的表述来分析，帮助潜在竞争对手对自己毫无意义。然而确实有证据表明，即便是在最低等的生物中也存在着这样的合作。一个细菌千辛万苦地分泌酶来帮助消化食物的同时，也给邻近的细胞们提供了食物，而这些邻居们正是生存斗争中的对手。
在宏大的生命体系中，这似乎是一个致命的反常现象。自然选择似乎应该引导动物采取行动来增加自身存活和繁殖的机会，而不是为别的动物谋取福利。那么，在这样一个永无止境的抢夺食物、地盘和伴侣的进化过程中，为什么某些个体会尽力去帮助其他个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