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年底，我国政府出台“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应对金融危机，地方政府面临大量的资金配套任务。数据显示，这一年之前由我国各级各地的地方政府所设立的融资平台，所发行的城投债规模都没有超过600亿元，2008年当年甚至比上一年还要低，但2009年之后很快就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井喷。2009年城投债规模上升到1547.7亿，此后也未回落至2008年及之前的水平。

    城投债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借以募集到的资金也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相关项目具有极强的外部性，以及效益的延续性。比如高铁，在刚刚建成之初的上座率并不高，引发了极大的舆论争议，但几年下来，国内主要的高铁线路在非节假日也已变得运力紧张。当然，城投债繁荣发展的背后，也不断暴露出突出的风险问题。一些经济学家和媒体因此经常强调城投债、地方债务的危险性。再加上金融系统同期大大放松了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信贷约束，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风险也时而成为舆论焦点。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问题不断被提出，国家和各省级监管部门也在收紧具体项目。许多地方的融资平台的违规操作受到干预。但总体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城投债的发展获得了默认许可，如前述，因为其主要功能是为给国家经济刺激计划配套资金。上面给政策，或者既给政策也给一部分资金支持，要求地方自行筹集资金，以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这种操作非常常见。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城投债受到过多的干预，中央财政就将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出资责任。

    或者说，在国家和各级地方之间分摊城市化、公共物品、基础设施筹资责任的模式，恰恰是过去30多年来“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模式有助于减轻中央财政的财力投入负担、增强地方政府对项目的供给责任（也因此降低了中央出资项目在地方落实执行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是，现有的城市化、基础设施投建暴露出诸多弊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城投债发展的风险也越来越明显，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存量之大已经引起中央政府警惕。前述模式对于中国在城市化乃至经济增长中的贡献非常显著，却不可避免要成为一个旧时代的代名词。地方政府及其控制的融资平台需要更进一步实现市场化，按照资本市场认可的方式融资，将风险完整的呈现在投资者面前，并以此来逐渐提升融资和资本使用的效率。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领衔所著的《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经济学：效率、风险与政策选择》一书，近日由格致出版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本篇幅不长的论著，非常精要和清晰的叙述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融资的基本情况、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资金来源和借债主体，并深入讨论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实际效率、风险等重大问题，就地方政府融资的改革与退出分别提出了短期和长期建议方案。

    书作者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效率给予了客观评价，指出融资平台的功能优点，即降低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费用、项目建设的管理和审批成本，并有效集合了原先分散的土地、市政设施、公益事业、部分企业经营权等资源，增加了各种资产的抵押价值，还培养和引入了较为专业的资产管理人才或团队。这些做法大大提升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效率，增加了资金筹集的数额。书作者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定义为“受到融资约束的地方政府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金融创新”。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足够有效，但其融资的实质是利用土地及其衍生资产作为抵押品，再以证券化的方法发挥杠杆作用。土地增值无法长期持续，这就因此需要设计替代性的融资安排。书作者讨论了增强地方债透明度、统一发债和自主发债下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地区异质性对不同地方债政策效果的影响、借发行地方债摆脱土地财政等问题，并指出在当前背景下，要充分发展具有优质抵押品的地方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借此剥离房地产承载的过多的金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