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红利：抓住，你就赢了

　　“衡量我们进步的标志不是我们是否给富有者带来更多的财富增长，而是我们是否给贫困者带来足够的财富增长。”

　　——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美国第32任总统

　　在前面，我们看到了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所包括的一个悖论：GDP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创新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人们却对他们孩子的未来生活标准更加悲观了。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在《福布斯》上榜的亿万富翁的财富已经是2000年的5倍，但美国中间家庭的收入却已经出现了下降。
　　在一个像硅谷的地方或者一所像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类大学，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是很容易看得到的。初创公司遍地开花，新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层出不穷，研究实验室不断搅动着类似我们在前面章节里看到的技术创新。然而，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面临着生存困境：学生们挣扎在高额债务的边缘，毕业生寻找新的工作困难重重，而且还有数百万人为了维持临时的生活标准不得不依靠借贷为生。
　　我们将解决关于红利和收入分化的未来的三个重要问题。首先，红利能够覆盖收入分化吗？其次，技术不仅创造了不平等，也创造了结构性失业吗？第三，全球化作为另一个改变经济的重要力量，能够解释最近在薪酬和就业领域出现的下降吗？
　　进步的表现至少是部分根源于数字化技术。我们希望的是，数字化技术的进步浪潮能够推起所有领域的“航船”，但现实的情况却远非如此。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运转的部分原因是，它们给创新者提供了强烈的刺激：如果你的创造在市场中获得了成功，那么你至少会得到一些酬劳的回报。而如果你的创造带来了辉煌的成功，那么对你的奖赏将是巨大的。当这些刺激因素运转良好时(但这种体系内不会给那些胆大妄为之人提供巨大而无风险的奖赏)，所带来的收益将非常可观：创新者一方面提高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通过销售、购买关系，创新者也变得富足起来。每个人都获得了收益，即使并不是每个人所获得的收益都是相同的。
　　但是，正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数据很明显地表明，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很多人们的生活状况都在不断下降——不论是从相对方面还是从绝对方面来考量。
　　繁荣取决于创新，如果我们不能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那么我们就会浪费创新的潜能：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微软、Google或Facebook将来自哪里，但如果让那个将来使这一切都会发生的人进入了一所失败的学校，而不能进入一所好的大学，那么这种有可能会变成现实的机会将大为减少……
　　在过去的200年里，美国创造了无数的创新，也带来了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因为大体上它是鼓励创新和投资的。但这并不是在真空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它是由一系列特别的政治安排——包容的政治制度——支撑的，这种制度阻遏了某位社会精英或者其他少数群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从而切断了他们以牺牲社会的代价为自己谋取利益的途径。
　　我们的担心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将会导致更严重的政治不平等，而且那些获得更大政治权力的人会借此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并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重新洗牌，这更增加了经济上的不平等——这是一种典型的恶性循环。而我们可能正身处其中。

　　与机器竞赛：你有多大胜算

　　“但它们是没有用的。它们只会给你提供答案。”

　　——著名画家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如是评论计算机

　　当技术超越我们人类之时，它会不给我们哪一代人在所有领域(或者至少是大部分领域)留下发展的机会吗？答案是不会。即使在那些数字化机器远远超越人类的领域，人类还是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的。
　　那么这些仍旧有价值的、独特的人类智慧和能力到底是什么？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台真正有创造性、开创性或创新性的机器。我们看到过能够创造押韵英文文本的软件，但没有人看到过哪台机器能够创造一首真正的诗歌。这些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思维能力，或者都要提出新的思想或概念，更准确地说，是好的新思想或概念。通过编程，计算机能够很容易地把词语这类先前存在的东西组合成新的东西。然而，从任何意义上看，这都不是重组式创新。具有各种思维能力是人类相对于机器的一大优势：科学家提出新的假设，记者们发现一个好的故事，厨师又给菜单增加了一道新式菜肴，工厂车间的工程师推算为什么一台机器已经不适合再运转了，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和他的同事们推测出我们更需要哪种平板计算机。这些活动中，很多都有计算机的参与，同时计算机也提升了活动的速度，但没有哪项活动是由计算机驱动的。
　　思维能力、创造力和创新经常被描述为“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这种特征说明了相对于数字化劳动力，人类还拥有另一个发挥作用更大且更有理性的持续性优势。
　　可以说，计算机在它们的设计框架之内更擅长于模式识别，但在框架之外则表现拙劣。这对人类劳动者来说是个好消息，由于我们的多重感官，我们内在的感知框架要比数字技术宽广得多。计算机的视觉、听觉甚至是触觉一直是在呈指数级提升的，但在一些任务处理中，我们的眼睛、耳朵和皮肤——更不必说我们的鼻子、舌头，远远超过了数字技术的同类感官。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传感组件及其与模式识别结构的紧密结合，还会给我们的大脑带来一个更宽广的感知框架。
　　教育研究专家苏伽特·米特拉(Sugata　Mitra)曾就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孩子在仅仅提供一些恰当的技术手段就能进行自我学习的情况阐述过自己的观点，对强调机械学习的做法进行过一次猛烈的抨击。自我组织的学习环境自出现以来，在短时间内就培养了很多能与机器竞赛的出色“选手”。在20世纪早期，意大利医学与幼儿教育专家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就开创了现在仍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初级教育体制。蒙台梭利课堂强调自主学习、动手实践并真实接触多种多样的素材(包括植物和动物)，课堂风格也相对自由、松散。在最近一些年里，这种教育体制培养出的毕业生包括Google的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以及维基百科的创始人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
　　我们可以给学生们和家长提供一个基本的建议：努力学习，使用科技手段和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把你的“工具箱”填满，并且还要获得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
　　厨师、园艺师、修理工、木工、牙医和家庭健康护理员在短时期之内是不会被机器代替的。所有这些职业都牵涉到感觉运动，而且它们之中的很多工作也需要思维能力、大框架的模式识别能力和复杂的沟通能力。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这些工作都能获得丰厚报酬，但它们也是在与机器竞赛中最不可能与机器迎头相撞的工作。

　　如何应对这个全新的世界

　　“政策就是一种很容易改变的临时信条，但一旦它适用，人们就会以宗教般的热情去实施。”

　　——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和印度国家大会党领袖

　　既要推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产生更多的红利，又要努力缩减各个阶层收入的分化，或者至少是削减它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在保证尽可能少的人们被远远抛在后面的前提下，我们如何在最大程度上推动技术的进步？
　　美国是20世纪前半叶当仁不让的初级教育领导者，因为它已经意识到了教育的不平等是“教育与技术之间的竞赛”。通过引入过去一二十年里发展的数字化技术，我们可以改变教育的方式。好消息是，和媒体、零售、金融或者生产制造行业相比，教育在技术使用上大大落后了。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只要是追赶上其他行业，就能收获很大。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这一领域的创新者将大有可为。
　　我们拥护企业家精神，但不是因为我们认为每个人都能或者应该开一家公司。相反，那是因为企业家精神是创造工作和发展机会的最好思路。随着一些传统工作种类的消失——伴随着消失的还有对相应技能的需求，经济体系必须创造新的工种和行业。对此最为擅长的是富有开创精神的创业家们，而不是有心无力的政府领导者或者只是空想的学术专家。托马斯·爱迪生、亨利·福特、比尔·盖茨和其他很多企业人士都开创了新的行业，大大替代了农业工作消失几十年后被淘汰掉的工作。当前经济的转型也创造了一个同等规模的机会。
　　虽然求职类的网站，像Monster(全球首屈一指的求职类网站)和Aftercollege(主要是为毕业后的大学生服务的求职类网站)，以及工作社交类网站LinkedIn能够使雇主和雇员很容易地发现彼此，不过每年毕业的大量学生仍然主要依靠朋友、亲戚以及教授们的口头推荐选择就业。为了让人们的求职之路不再荆棘遍地，我们必须找到减少求职障碍和降低搜寻成本的方法。
　　持续了25年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对基础学术的研究却在2005年开始下降了。这一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基础研究能够产生很大的正面外部效应。这也是政府作用的体现，当然所带来的收益也是巨大的。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互联网是从美国国防部防空网络研究项目中诞生的。GPS系统、触摸显示屏、像苹果手机Siri这样的语音识别软件以及很多其他数字化创新，也源于由政府发起的基础性研究。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资助，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硬件、软件、网络和机器人不可能拥有现在的体量、种类和发展状况。这种支持和资助还应该继续下去，最近令人气馁的美国政府对基础性研究减少资助的发展趋势，应该扭转过来。
　　优良的基础设施会使一个国家更适合居住，也更适合从事商业活动。把美国的基础设施提高到一个让人可以接受的等级，将是这个国家在未来的发展征途中最值得投入的投资之一。
　　一般情况下，征税会打击生产的积极性，所以征税往往被看作一件坏事情。但有时未必是这样，因为我们可以对一些负面的商业行为进行征税。但也有一些产品和服务是处于规则之外的——税收未必会带来生产的下降。经济学家们会认为，这些生产和服务的供给从税收角度来讲是无弹性的。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利用这样的事实。
　　就我们在上面所描绘的政策建议来说，其实目的很简单：能够给整体经济带来高速的增长。如果这一切能够发生，那么劳动者和求职者的未来前景也会更加光明。

　　技术变革下的国家、企业和个人

　　“厌倦、恶习和欲望——工作把人从这三大恶果中拯救出来。”

　　——伏尔泰(Voltaire)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

　　技术已经渐渐具备了人类的技能和能力。那么，在未来机器人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我们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又将如何参与其中？
　　在未来几十年，我们需要对基本收入的观念重新思考吗？可能需要，但这不是我们首要的选择。伏尔泰说：“厌倦、恶习和欲望——工作把人从这三大恶果中拯救出来。”一个普遍性的收入保证计划只注重了需求，但却没有照顾到另两个“恶果”。而且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的研究结果和证据都在让我们确信，伏尔泰是正确的。很多人参加工作最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是他们要获得金钱，也因为工作是他们获得其他很多事物的重要方式之一——包括自我价值、团体意识、契约精神、健康价值、结构体系和体面尊严等。
　　不论目标针对的是个人还是社会群体，结论都相同：工作是有益的。在个人层面上，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工作能使人获得成就感、满足感和幸福。
　　盖洛普民意测验组织对很多国家的人们做了一份调查，这份调查再次确认了人们对工作有基本的欲求。正像盖洛普首席执行官吉姆·克利夫顿(Jim　Clifton)在他《未来的工作战争》(The　Coming　Jobs　War)一书中所说的：“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愿望不是和平、自由或民主；不是拥有一个家庭、一所房子或者一片土地；也不是和上帝有关的事情。这个世界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愿望是拥有一份好的工作。在这之后，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纷至沓来。”看起来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想要摆脱“厌倦、恶习和欲望”，想要实现“专精、自主和目的”，都要通过工作来达成。
　　没有工作伤害的不仅仅是个人，还有整个社群。社会学家威廉·尤利乌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在他1996年的书《当工作消失》(When　Work　Disappears)中，对长期性职业价值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他的结论阐述得明白确切：周边群体的高失业率所带来的后果要比这些群体的贫穷更具有破坏性。一个人人贫穷却都有工作的群体和一个很多人贫穷却没有工作的群体截然不同。今天，市中心贫民区群体的很多问题——犯罪、家庭破裂、社会救济、低层次的社会组织等等，基本上都是工作消失的后果。
　　对劳动力进行补贴和税收减免，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毕竟，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特征是无情的自动化，它会基本上或完全引领后工作时代的经济。
　　但是，正像我们所希望的，人们还拥有至今仍无法被自动化的技能和能力。这些技能和能力可能在未来的某个点会被自动化，但现在还没有真正开始——我们认为还得需要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还是需要人类数据科学家、会议组织者、部门经理、护士和餐馆工。

　　技术与未来：命运由我们自己塑造

　　“机器并没有把人从天然的难题中隔离出来，而是让人更加融入进去。”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　法国作家、飞行员

　　人类一直有一个最古老的梦想：有一天，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就能实现所有的物质梦想，而且可以自由追求我们的兴趣、乐趣或激情。在未来的某一天，任何人都不会再从事毫无乐趣的工作，因为食物、衣服、住所和其他所有生活必需品都由自动化的仆人给我们提供。这种梦想还演变成了一些流传很广的故事。
　　最终实现人类的自由梦想是通过机器劳动力，我们使用的材料是硅、金属和塑料。它们是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物质材料，而且很快地，这些数字计算机、电缆和传感器的核心材料就迅速传遍了世界。
　　这些材料的可能组合在以前的时代里是不存在的。对所有以前时代的人们来说，当他们在头脑里想到用一些材料来制作人类的助手时，他们能够想到的也只有故事了。
　　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同的。
　　现在当我们想象一台能够做人类工作的机器时，我们是有信心的：虽然这种自动化的机器在以前没有存在过，但至少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因为可能有人正在实验室或车库里打造这类机器的“0.1版”。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我们两个人拜访了很多这类的创新者，也参观了他们的工作间，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精妙的技术让我们惊呆了。
　　对这种背景进行调查和分析之后，我们非常有信心地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上——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深刻变革几乎相同的重大转折的早期阶段。不仅仅是新技术指数级、数字化和组合式的进步与变革，更多的收益还在我们的前面。在接下来的24个月的时间里，这个星球所增长的计算机能量将超过之前所有历史阶段的增长总和。在过去的24年时间里，这种增长可能已经超过了1　000倍。
　　我们这一代将很可能会幸运地经历人类历史上两个最让人吃惊的事件：真正的智能机器被创造出来，以及所有人通过共同的数字网络彼此互联。这两个事件将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创新者、企业人士、科学家、小工匠以及各种各样的极客们将利用这个充裕的世界去创造能让我们吃惊和愉悦、能给我们带来工作的技术。这种进程不断反复下去，就可以有力地说明，阿瑟·C·克拉克所评论的“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都称得上是魔力之源”的说法究竟有多么正确。
　　即使面临所有这些挑战——经济的、基础设施的、生物的、社会和其他存在的，我们仍旧是乐观的。借用马丁·路德·金的话，历史的弧线虽然很长，但它是向正义弯曲的。我们认为数据是支持这一切的。我们已经看到的不仅仅是财富的巨额增长，还有整体上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社会正义、更少的暴力犯罪，以及更少的困境(最不幸的人也能避开)、更多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都能获得)。
　　我们正在创造的技术为改变这个世界提供了更大的力量，但伴随这种力量的是更大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技术决定主义者的原因，而且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这本书里要用三个章节提出一系列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建议能够增加我们实现一个共同繁荣社会的机会。
　　但从长期来看，真正的问题将超越经济增长。正像越来越多的工作正在由机器完成，人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其他活动上。这些不仅仅是休闲和娱乐，还有从发明和发现、从创造和创建以及从爱、友好和社群中所获得的深深的满足感。我们没有很多标准的规范去衡量这些价值——可能我们永远也不会有，但在我们满足更多的经济需求时，价值的重要性就会体现出来。如果第一次机器革命时代帮助打开了封锁在化学键中的能量之源，那么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真正的前景就是，它将帮助打开人类的创造之源。
　　我们的成功将不仅依靠我们的技术选择，甚至还要依靠新组织和新机制的共同创造。正像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可做之事一样，我们所珍视的“价值”将不可避免地变得极其重要。我们将选择让信息广为传播还是严密控制？我们的繁荣能够广泛共享吗？我们能给我们的创新者提供什么样的奖赏？我们能够创建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关系和社群网络吗？我们每个人是否都有发现、创造并且享有最佳生活状态的机会？
　　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我们需要更深刻地思考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我们珍视的价值是什么，不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我们这一代比任何一代人都继承了更多改变世界的机会。这是乐观主义的一个原因，只要我们关注我们的选择。
　　技术不是命运，命运由我们自己塑造。

    《第二次机器革命》主要内容（续二）

    《第二次机器革命》主要内容（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