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弄懂金融学，也没有弄懂哲学。对这两种学问我都是一个热心的外行，这不是一种自谦的开场白。本书的作者感到自己有责任提醒读者，书名中的“金融”和“哲学”这两个词可能给读者造成一种本书包含了“深邃的思想”和“明智的投资”的错误印象，如果你带着这样的期望而买下这本书的话，会使我担心自己可能利用并操纵了读者对这两个词的理解而把这本书强加给了大家。这种担心会转化为自责而纠缠着我。因此，我有动机提醒读者：读完我写的这本书既不能教会你投资，也不会使你的头脑变得更有智慧——如果你现在决定放下这本书，既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也免除了我的内疚。

    我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和目的包含在下面的内容里了，我使用《金融的哲学》作为书的题目是因为我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简短词语来概括书中的内容。出版商曾经不顾这是一本我思想长征的日记而坚持认为凡是书名带着“哲学”字眼的作品都是在市场上冒险，我理解出版方的意见，并为自己没有找到一个更抢眼球的题目而略感不安。但是，这种浅浅不安服从于开始写作时就灌注在我心里的“诚实地记录自己的困惑和思考过程”的深深愿望。

    叔本华说过“一本有开头、有结尾的书不是一本哲学书”，我由此得到了一种解脱，这本书更像是一本散文集，除了标示出每篇文章的写作时间顺序以外，很难找出导论和总结。好在维特根斯坦说过“哲学真的应该写成诗歌”。我没有系统论述某个哲学体系和定价模型，这本书不是讨论估值模型，交易策略和投资组合的，这些内容和体裁都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和写作计划。就体裁而言，我很想写一本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口袋书(又译《字条集》)那样的作品，想到什么写什么，每段一个编号，互相之间没有传统格式上的约束与联系。出版商曾经要求我用“和年轻的女编辑聊天”的口吻和感觉来写这本书。不过，他们并没有分派一位女编辑来找我聊天，写作过程是我独立完成的，不过我在书桌对面放了一把椅子，以便我尽可能地想像着有这么女编辑在倾听我编造的故事，我想这把椅子起到了出版社期望的效果，最终成稿的文字与体裁更像是一种倾诉式的独白，而且这种倾诉的核心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我把自己在金融学研究中的困惑，用哲学的方法来解释，并且使其能够自圆其说，我因而对这本书感到满意。我最初的研究领域是期权隐含波动率，我曾经试图做过的有关波动率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波动率是否先于其他指标而反映市场变化，是否有可能围绕波动率的变化来建立一种交易策略？二是波动率变化的三维曲面是否能够用一组函数描写？这项研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我在该领域仅有的几篇论文都饱受学术期刊编辑的拒绝或者高校同行的质疑。而我在研究的过程中，越来越感觉金融学里面有科学不能解释的东西，只能换一个角度用哲学方法去思考，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哲学不是科学，不能发明任何新东西，也不能分析问题，只能帮助你用一种准确的语言，清晰地描述问题，一旦问题得到清晰描述之后，哲学困惑会自行消失。这本书就是在金融学领域实践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产物，至少在目前，原先我心里有关金融学的那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我的困惑却自行消失了。与此同时，我也肯定未来我还会产生新的困惑，也希望用同样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并将其过程再次呈现给读者。

    在本书中我试图把资本市场和热带雨林并列起来，看出其中的相似与联系。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波动率的三维曲面会是这样的形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曲面会发生那样的变化，一如我无法孤立地解释“猴面包树”的独特形状一样。但是当我引进“进化机制”的视角时，一切又都能描述得清楚：那些我无法孤立地理解和解释的问题要么源自于我对语言的误用而产生的哲学困惑，要么是我割裂了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这一切困扰我的金融问题，都是人类社会的进化机制，我只需服从而无需解释。

    文明世界里部落冲突，种族仇恨和宗教战争越来越少了，那些从原始丛林或者草原开始就一直加诸于人类社会的进化机制已经不能按照其原有的方式发挥作用了，我们变得不那么血腥了，世界变得包容了，我们越来越乐意接受这个世界的多样性了，不同种族和部落之间有了更多的协同和帮助，而不是战争和掠夺。我因而猜测金融市场恰恰提供了一种类似于丛林法则的进化机制，多空模式取代了原来的战争模式，促进人类的进步。所谓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是原始部落里面的掠夺战利品和进贡年收的一种变体——优势部落会得到更多的资源。金融学中许多我无法用逻辑方法解释的东西都是“筛选”和“竞争”的“进化机制”的组成部分。

    一旦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金融学，一切都顺理成章了，不再拘泥于科学和艺术的争论了。我不能从逻辑出发去问“为什么波动率曲面会塌陷”，“为什么收益率曲线会反转”，就如同我不能去问“是谁让动物们进化呢”？这就等于从逻辑的领域来到了宗教和伦理的天国。在《为什么估值总是错的》一文中，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估值必然违背我们的模型，因为估值就像是吸引我们去和她现任丈夫决斗的母狮子一样，散发着迷人的气息，无法用语言解释或卡路里热量来数量化标示。在和公狮子决斗争夺狮王的战争中，优质基因得到复制和传承，狮群整体进化的机制决定了我们无法事先用数学方法预测哪个狮子会赢，一旦我们知道了上帝的人选，我们就毁灭了进化的机理——我猜想女编辑和母狮子都会喜欢我的这本书。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也是我克服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一个更真实朴素的自我的探索过程。我强迫自己看了许多哲学书，其中有些灵光一闪的感悟虽稍纵即逝，却妙得其趣。我发现我还是很喜欢哲学的，有好几次，我读完长篇大论之后，恍惚地感觉自己在街头拐角处看到维特根斯坦穿着风衣一闪而过，我几乎就触到他的衣角了。全书许多地方都是我读维特根斯坦哲学作品后结合自己对金融学的理解而写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对维特根斯坦终其一生“做一个得体的人”的追求感到深深的敬佩。

    这本书是我回到泰安路老家写的第一本书，脑子混乱的时候就去花园种花，或者砍些柴火烧壁炉，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我就在那个书房里听到我的祖父用崇敬的口吻提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名字，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用半个月的工资买下的英文原版书《维特根斯坦的遗产》仍然静静地伫立在书架的老位置上。1993年，他离任以后把政府分配给他的北三环别墅交还给了政府，却把这本书带回了泰安路老家，现在这本书成为了他留给我的珍贵遗产。我没有想到时隔30年以后，我自己回到这个环境中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帮助自己解开许多金融学的困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是对这笔遗产的一种继承。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还仔仔细细地阅读了当年祖父写的《世界通史》、《史学与美学》和几本记录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与其他人辩论逻辑和美学问题的文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从中更好地理解了金融学——或许我应该说是祖父的历史学消解了我内心有关金融学的迷雾，祖父的“历史完型论”观点其实是我从小就听说的，我也早就知道那是祖父引以为傲的史学思想，但是直到我动手撰写这本书时，我才对“历史完型论”有了恍然大悟的感觉，本书相关文章中包含了用“历史完型论”解释金融问题的内容，我感到骄傲的是，我把祖父的“历史完型论”观点应用到新的领域。与此同时，我也把祖母留下的月季花培养得更好了，此刻的泰安路老宅似乎又有了当年“天高气爽楼安泰，龙凤朝阳，人坐秋光，谈笑风生翰墨香”的景象。这座老宅始终勾起我对两位老人的深深怀念，而我在这里完成的这本书使得我对他们的怀念中有了更多的感谢，欣慰和自豪。

    写完这本书以后，我得到了一种平静的自信。我意识到会有许多人尖刻地批判这本书充满了对金融学的无知和对哲学的误解，这些批判对我来说，并不那么珍贵。写作本书帮助我“拆毁内心骄傲的殿堂”，抵制住各种虚荣的诱惑，使自己成为一个诚实而得体的人，我也许没有找到真理或发现真相，但我至少获得了内心的平静，这种平静源自于维特根斯坦说的哲学困惑的消解，这种平静远比获得书评家的肯定和邻居们的羡慕重要得多。与此同时，我也愉快地想起那个“遭到小布什总统痛斥的书反而更畅销”的笑话，我乐于想像对这本书的批判和攻击都是由极度担心滞销的出版商精心策划安排的，并能够从适者生存的角度去理解他的动机。

    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大段引用了瑞.蒙克的《维特根斯坦传》、涂纪亮的《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其他名著，囿于本书的散文体裁而没有像学术论文那样在每段引文后面做说明，只是在引用时用引号或者括号加以标注。我感谢这些伟大的作者和前辈们带给我快乐的思想启发。我还得感谢一直以来对我非常支持的各位伙伴，我一度困惑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大家对我的热情帮助。写完这本书之后，我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观念，我相信只要去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就一定会有朋友和伙伴，就如同一定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才能去从事金融工作，是一样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也是我抛弃相信模型、工具和数量方法转而相信人性是金融学核心以后的第一份宣言。

    在写作过程中，我越来越相信这是一本好书，而我也理解出版社有关哲学书销售不佳的压力，以至于我认真地考虑过自费出版这本书，但是这种愿望又引起一种强烈的担心：这样做是否就意味着我用金钱手段把这本书强加给了这个世界？这种做法本身不仅违背了全书倡导的进化论的机制，也违背了我特别推崇的维特根斯坦式的“道德的拼争”。我担心的还不止这些，我还曾经担心自己是否曲解了许多哲学名著，或者误解了金融定理。直到我忐忑而焦虑地买下市场上已经出版的类似书籍并匆匆翻阅之后，提心吊胆的不安情绪化做了乐善好施的慷慨乐观，我确信自己为大家贡献了一本好书——真心话——我相信对于坚持读完序言，并看到最后这段文字的读者来说，你们会喜欢这篇序言包裹着的礼物——阅读序言的过程已经帮我提前筛选出了那些将来会喜欢全书的读者，这个思想方法也是最初启发我从哲学角度谈金融问题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