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几经变化。而就在本书付梓之际，中美关系正在经历新的考验。

　　这种拉锯关系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那时起，两个国家都急需新的增长良方，于是，两国各取所需。中国从美国的外部需求考虑，制定了强有力的出口导向型增长的策略。美国青睐中国的廉价商品、储蓄盈余，并且需要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以弥补其财政赤字。

　　然而，没过多久，此种关系就陷入了令人忐忑的、经济上相互依赖的陷阱。诚然，两个国家都依靠对方促进经济发展，但随之而来的严重失衡也日益突显。中国以制造业及建造业为导向的发展策略直接造成了对资源的过度需求、环境的退化与令人窒息的污染。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储蓄泛滥，还有着巨大的经常账户的盈余，而中国的消费者仍在局外旁观。

　　反观美国，也遭遇同样的状况，但其失衡的表现形式为过度的个人消费，国内储蓄总量的空前短缺与经常账户的赤字。两个经济实体的双边交集导致严重摩擦。美国所描绘的巨额贸易赤字意指中国明显是操纵货币的罪魁祸首以及不公平贸易手段的主要执行者。作为美国的102个赤字贸易伙伴之一，中国认为双边失衡主要是美国的储蓄短缺所带来的多边扭曲的自然结果。正如心理学家总结的那样，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给这对合作伙伴带来了严重失衡、不断升级的摩擦，和对造成各自经济灾难的相互指责。

　　本书的关键前提在于中美双方都必须从相互依赖这个方面来思考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我的结论是再平衡，也就是说，中国储蓄减少而消费增多，美国消费减少而储蓄增多——这也可定义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在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未来特点。

　　就在今年，本书初稿完成之际，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事件在两国再平衡的道路上频频出现。在本书中文版即将发行之际，回顾这些变化来审视本书的核心论点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

　　从中方角度来说，近期发展有三个方面需要关注：策略、增长与管理。在策略方面，也就是本书第五章的焦点，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结果至关重要。与2011~2015年的“十二五”规划不同，本书着重探讨的是更宽泛意义上的结构调整。那次会议通过了60条改革决定，为中国长期期待的结构性改革画好了详细的蓝图。

　　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深化改革的决定覆盖全范围：从经济、金融到文化、政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提议涉及中国萌芽期消费社会的新规范，从计划生育政策、户口政策，到存款利率自由化、提高国有企业的税收以充盈社会保障基金。这些措施为“十二五”规划做了大有裨益的补充：调和了消费者因不够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滋生的不安全感。三中全会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在增长方面，这正是在貌似从未结束的中国增长争论中一次全新且重要的转机。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现处于一个发展放缓的阶段。2012~2014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约为7.5%。这不仅表明了它从前32年迅猛增长的10%平均值显著降速，也预示了在下一年的某个时点，经济增长将有持续下滑直至低于7%的危险。

　　虽然很多人认为货币投放量的减少将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经济增速很可能下降至4%并且停滞不前。但更加积极、有建设性的措施很可能被倒逼出台。中国正朝着消费大国转变。2013年，中国的服务业（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经达到46%，首次超过第二产业44%的比重，尽管与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但增速明显。

　　虽然这未得到广泛认可，但是中国通往再平衡道路上的关键里程碑。在中国，服务业相较于制造业与建筑业（两项相加）来说，每单位产量需要额外30%的雇员。这简直就意味着中国可以达到相当的吸纳社会劳动力的目标，也就是说，雇佣率上涨、贫困率减少——在由从制造–建筑业为导向的经济中，需靠GDP增长率达到10%才能做到的，在服务导向型的经济中，以7%的增长率就做到了。

　　换句话说，与普遍意见相反，当前的增长放缓不是由房地产泡沫危机爆发、债务密集型增长的去杠杆化、银行业危机的阴影而带来的意外事件，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中国自觉性地转向由服务密集型为导向的增长，并以此作为再平衡路线的发展核心的自然结果。

　　在管理方面的潜在变革是近期中国的第三个重要发展，也是本书讨论的重点。三中全会不仅批准了横跨60多个领域的具体的改革提议，还提出由新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来执行关键议题。由习近平总书记牵头，这个领导小组将着重关注特别的改革行动纲领，与新政策能够切实执行的时间表。这样一来，中国将精神饱满地向结构改革的最艰难障碍发起冲击。

　　在中国实现再平衡过程中，还将面临一项最艰难的挑战：需要探索新的治理方式，以消除诸多方面对新政的阻碍，以及严重的腐败等问题。过去一年强有力的反腐运动充分表明新一届领导集体已经认识到清除原有体系中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一障碍是推行改革的关键所在。尽管历程艰难，但结果鼓舞。

　　再看看美国，结果极其相似，同样也面临大失衡。不幸的是，美国仍然否认自身急需再平衡。

　　首先，美国国会未能认真对待美国的财政困难。这导致早在2013年10月初就为日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预算之争埋下了隐患。尽管两党最终达成共识，但并没有改变财政长期赤字的现状。最近几年联邦政府的赤字和财政短缺状况有所缓解，但这主要得益于周期性的经济复苏所带来的财政收入。据美国国会预算委员会的最新预测，2015~2024年，财政赤字将大幅增加，从4 690亿美元增加到1万亿美元。

　　其次，从表面上看，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主要是由低储蓄率引发的，这恰恰是经济发展失衡的核心。巨大的财政赤字，加上家庭储蓄率的低迷——2014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个人储蓄仅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3.8%，还不到20世纪后30年平均水平（9.3%）的一半，意味着低储蓄率依然没有改善。的确，美国国家净储蓄经历了周期性或暂时性的增长——一国的储蓄水平是其企业、家庭和政府部门的总和。2013年第四季度，美国的净储蓄率仅为2.6%，较1970~1999年平均值低了近4个百分点，经济发展失衡继续发酵。

　　这充分说明美国依赖于借助国外储蓄保持其经济增长。同时说明借给美国资金的国家也在面临经常项下和贸易的赤字，这正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换言之，美国在面对低储蓄问题以及优化相互依赖的中美关系过程中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最后，美国一直固守消费性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尽管金融危机给消费带来冲击，但美国财政和金融当局一直致力于重塑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美联储一直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通过注入流动性来刺激消费，却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资本市场泡沫。

　　不管这种策略是否起作用，毕竟危机过后的6年间美国消费保持了年均1.2%的增长。尽管如此，美联储仍然希望以一种新的政策传导机制来刺激经济复苏，正如危机前的所为，资产价格的高升预示着经济的繁荣和增长，但往往造就了泡沫。其实，美国发展模式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失衡依然存在。

　　当中国积极推进经济结构再平衡，而美国增长方式的转变停滞不前时，就极容易产生不均衡发展，并导致更大的失衡。如果中国持续推行消费引导型发展模式，那么其今后将经历从储蓄盈余到储蓄吸收转变的过程。一旦如此，美国将很可能失去中国——曾经从赤字和低储蓄的美国购买大量国债——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外部资源。

　　美国根本无法置身事外。如果面对过度消费和低迷的储蓄水平再无动于衷，美国很可能更难获得外部资本。美国将付出更高的利率成本，从国外举债以填补国内低储蓄的窟窿，对于已经遭遇瓶颈的美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

　　相反，如果美国施行扩大储蓄增长的策略，将有助于增加在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新产品技术的投资，有助于扩大像中国这样的海外市场，有助于重塑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美国的再平衡任务相当紧迫。耽搁得越久，就越容易失去像中国这样实现再平衡的机会。

　　紧张气氛不仅仅弥漫于美国国内，还充斥着令人关注的中美关系。美国政府再一次重申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不满，2014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将近4个百分点，这在2005年年中曾出现过。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不断升温。这些因素加上美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都给中美关系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总之，中美这两个相互依赖的超级经济体发展失衡已经突显。时间并不能缓解这种失衡，中美应该切实抓住机遇、采取措施实现再平衡。如若不然，将面临更大的风险。正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样，中美两大经济体必须实现从消极依赖到积极依赖的转变，而且必须从此刻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