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必然意味着简化，这会促使叙述者尽可能的概括要点、特性和规律。唯此才能更有效的传递记忆和历史。但简化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抽象和呆板，很难保留鲜活生动的细节。我们所说的历史记忆，其实很多时候是在重复一代代历史学家通过其二次、多次简化加工形成的叙述和结论。这正是一些亲历历史作品问世后，会对读者认知形成强烈冲击的原因所在。

    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新作《真历史在民间》，主要篇幅是对他所经历的上世纪50-90年代的民间生活史的回顾。书的第一章聚焦于这个时间跨度内，不同年代的中国女性的遭遇，这也是全书最具可读性、最具讨论价值的章节。梁晓声成长于东北的哈尔滨，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了解到上世纪50年代至文革之前，东北城市居民特别是以工人及其家属为主体的平民的生活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多部专门法律对妇女的婚姻、工作自由和平等身份等给予了保障，这可谓中国社会史上的革命性变化。尽管如此，被解放的妇女依旧主要承担家庭主妇的职责，“贤妻、良母、孝媳辨识她们至高无上的名誉追求”，实际地位仍低于男性。梁晓声用富有趣味的笔触描绘了那个时代不同身份角色的女性的面貌。

    到了上世纪60年代，首先迎来的是饥荒之年，女性居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特别是当时的一代女学生，由于极度的饥饿和营养缺乏而中止了发育，身体情况非常糟糕。接下来就是文革、上山下乡。按照这些人的年龄推算，很多人还将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下岗、居住的单位或自建老旧房屋的整体拆迁（迁徙到城郊），面临没有医疗等各项保障的困境。自然，而今还仍然在世的那一代人，其中的老年妇女也是活跃于各地的“广场舞”主力，引发大量的争议和批评。但人们确有必要从“广场舞”老太太们这一生的经历，对她们的行为给予更多的谅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女性是从上世纪50-7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得到了实质性的解放。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梁晓声在书中分析了当时热衷参加各项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的女性的复杂动机。梁晓声指出，“她们当年的恶，所包含的个人功利内容和复杂性的心理内容，远比政治的内容多，绝非‘愚忠’二字所能解释清楚的”，包括失落感、报复性、表演性、反弹长期以来受到的压制，等等。

    文革结束后的十多年里，曾出现了知识热甚至是文学热、哲学热、美术热。这一时期也被很多人定义为知识和文艺的黄金岁月，赞赏当时的知识青年、文艺青年的追求和探索。梁晓声在书中就上述成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女性当时要求和向往自身知识化的强烈冲动，其实跟后来对时装、减肥、美容、出国旅游的追求一样，都具有功利性，目的在于拿到文凭，谋到理想职业。这是一种解构性的评价，梁晓声推出此论并不在于对女性的功利选择开展批评，相反，他很赞赏“通过最容易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这样一种符合人性的选择，肯定了中国女性以敏锐的政治和社会嗅觉选择解放自我、发展自我的意识。当然，他也对上世纪90年代之后很多女性重新选择依附男人来获得稳定生活的做法，表示出强烈的遗憾。

    《真历史在民间》还分别讨论了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社会转型、时代变迁背景下呈现的各种世态，有70年代先“贴”领导再“贴”港商的“贴树皮”现象，也有改革开放造就的深圳奇迹以及这座新兴城市在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异质特征，到了90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大量的机会和诱惑深刻的改变了大量中国人的命运、面貌和性格，留下了而今看来令人唏嘘不已的人物欢喜悲歌。梁晓声在讲述这三个十年时，有意规避了新闻体术语，从百姓视角出发，大量使用民间话语，并加入自己的思考，使得他的讲述并因此生发的思考都带有很强可读性，也为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过去提供了生动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