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走红之前，西方世界最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当属保罗·克鲁格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两位美国经济学界领袖人物一直在激烈批评美国乃至全球的日益不平等化，然而他们所利用的统计数据，似乎总缺了点什么。法国人皮克迪则不同，他从学理上揭示了社会差距日益增长大经济金融根源。

    皮克迪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今年4月出版英文版后迅速成为畅销书，美国媒体对其展开了“轰炸式”报道：克鲁德曼连续发表评论，称这是“最近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著作”；著名经济学者米拉诺维奇称此书为“经济思想的分水岭”；《纽约时报》称这本书足以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一较高下。一本左翼立场的经济学术著作能在美国掀起如此之大的波澜，足以证明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家。

    我国读者要看《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文版须等到今年秋天，但知识界关于本书的讨论早已铺天盖地。

    理论框架的好处在于可用简单术语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世界，就好像地图的功能一样。《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提供了理解世界经济的简单框架。皮克迪将世界经济分成两个基本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两者都被用于生产并分享产出的收益。资本与劳动力的区别在于，资本可买入、卖出、拥有，而且从理论上讲可无限累积，劳动力是个人能力的使用，可获得酬劳，但不能被别人所拥有。皮克迪认为，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所以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他由此预测，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将会继续扩大，建议征收全球性财富税。

    1971年生于巴黎北郊克里希市的皮克迪是法国神童，18岁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22岁获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博士学位，而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以财富分配为主题，此后一直研究财富分配和不平等现象，著有多部研究法国和世界关于财富分配的著作。2005年，时任法国总理的德维尔潘委托34岁的皮克迪创建一所能与伦敦经济学院抗衡的同类高等院校。次年，他作为创始人出任巴黎经济学院首任院长，两年后卸任行政工作，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

    在皮克迪所在的法国，对富人征税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在1914年之前征收所得税受到了精英们的抵制，只在1914年7月为资助战争才举行了唯一的一次国会投票。但在一战结束以后的1920年，征收所得税被同一批共和国精英们投票通过，开始对资本征收60%的税。何以有如此大的变化？因为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让法国传统精英们认识到实行累进税率比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要好。所以，共产主义制度作为一种不同制度的存在，对资本主义精英们接受社会和税制改革起了很大作用。但上世纪80年代后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也对随后的金融监管和传统税制带来很大冲击，特别在一些富裕国家，认为市场作用可解决所有问题的意识形态回归。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完全改变这样的想法。

    尽管皮克迪此书一出，马上就有保守派分子出来“抹红”，但此书与马克思《资本论》没有任何联系。这是本历史书，而马克思的《资本论》更注重理论和思辨。另外，皮克迪这本书非常好读——虽然有点长，内容涉及20多个国家两个多世纪，但并不需要技术知识和专业背景。皮克迪将本书定位为第一本有关收入和资产的历史著作。关于收入和资产分配很久以来就让很多人感兴趣，这是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和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作者)研究的中心问题。目前的问题是：收入和资产的分配在长期增长的经济下的演变过程是什么？相对来说，对这个问题的数据收集与分析非常有限，这正是皮克迪所做的工作。他试图从历史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可以说是这本书最大的新意。

    皮克迪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试图推翻资本主义，而是要做资本主义的医生。从这一点上说，他跟凯恩斯是一样的。这也是一百多年来主流经济学界一直致力的事，主流经济学界从来就不相信什么资本主义，而是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所以，通过民主制度实行严格的财产征税制度和所得税累进税制，对高收入人群和资本征收高额税率，从而制约资本主义，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现象的药方也并不新鲜。对资本征收累进税制是挽救资本主义最好的办法，但实际上很难行得通。皮克迪设想建立全球统一税，这倒是站在了世界治理的前沿。有人认为这样的想法太乌托邦，其实并如此。美国占世界GDP的四分之一，欧盟也是四分之一，中国将近四分之一，三者相加就是世界产值的四分之三，若三方达成共识，从金融上加强合作是可以做到的。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服民众和公共舆论，如果对全球化所成果的分配是公平的，我们就必须做到税务和金融的公开，以避免过度暴富。

    皮克迪敦促先向年收入在50万至100万美元的人群征收80%的所得税。这不是在为教育或失业福利筹集资金。恰恰相反，他不希望这项征税带来很多国家收入，因为收税的目的在于“终结这种收入”。同时，向年收入20万美元的人群征收50%至60%的税率，以此来改善“贫穷的美国社会状况”。另外，还须向富人征收高达10%的年财富税，向一般富裕人群征收高达20%的一次性资产评估税。他认为，这些征税都不会拉低国家经济增长，降低生产力，企业家热情或是创新动力。

    其实，征税不影响经济增长。从1930年到1980年，美国持续了50年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高收入群体征收82%的所得税，这不但没有遏制美国经济增长，相反1950年到1970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时期。里根总统上任后，大幅降低税收，出现了大批高收入经理人，财富不平等现象达到高峰。可这个时期倒没有太出色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表现。如果经济增长乏力，而增长的四分之三都用于支付高收入人群，这就不能不说是严重问题了。

    皮克迪也批评西方不正视问题的做法。他认为西方总希望为一些社会不公现象寻找替罪羊，中国就是理想的责怪对象，美国有人把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贸易失衡，但国际贸易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例远低于美国国内经济和收入所占的份额。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财富分配不平等才是导致经济和金融系统脆弱的最重要原因。

    皮克迪指出高收入者的生产力就较难衡量，且他们的工资到头来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任意性”，所反映出的是一种“意识构想”而非价值。企业“高管”们飙升的薪酬已成日益严重的不公现象的来源，而这些高管只能通过运气或企业管理中的缺陷获得好处；企业家们对促进经济发展而言“必不可少”，但他们的成功通常存在污点。有些企业家靠的是“真正的创业努力”，而有些企业家的成功则仅凭运气或“完全的盗窃”。更让人担忧的是，那些财富很快也发展成“极度持久的资本集中”。这是个滚雪球般不断加剧地不公平现象，因为“有时财产始于盗窃，任意的资本收益很容易会在基础犯罪中根深蒂固下来。”

    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趋势，资本利得远远高过工资所得。上班工作赚钱的速度永远比不上以资本赚钱的速度，金钱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上，贫富差距越来越恶化，皮克迪将此称为“十足的世袭资本主义”。“在‘世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制高点不是掌握在有才华的个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即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这样的结论，不啻为对“美国梦”的迎头痛击。

    总体来说，皮克迪的解决方法虽然有理论依据，但在现实中将很难应对来自各利益集团的阻挠，因此实行的可能性非常小。但不管怎么说，他的分析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了私有资本及其收益的外部性问题，这也从理论上证明了传说中的“拼爹资本主义”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剖析了其具体的运作方式。能做到这点已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