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盛赞了“双元革命”激活社会阶层，从而为人才向上流动开启空间的作用。
中信出版社今年年初再版推出了近现代史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这套作品是公认的“现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门读物”，霍布斯鲍姆历30余年完成，全面展现了让人类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两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年代四部曲”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累计销量突破500万册，成为全球持续畅销的历史杰作，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巴西前总统卢拉、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等政要及爱德华·萨义德、托尼·朱特等学界巨擘都曾向公众推荐过这套书。当下最为高产的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其著述风格就受到“年代四部曲”的很大影响。
“年代四部曲”第一册《革命的年代：1789～1848》重在解读“双元革命”对19世纪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归纳由此创造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遗产——这些遗产足够关键而重要，譬如作为拿破仑时代的遗产，民族主义于1830年前后在欧洲大陆兴起，不仅使得19世纪晚期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促成了大量新兴民族国家建立，改写了欧洲版图，而且还创造出具体行动方式。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民族主义通常都反对传统、宗教和大众贫困。但后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最有效的抵抗西方征服者和国内剥削者，因而民族主义最终将与其深深拥抱。
“双元革命”是指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期开展的英国工业革命，前者创造出此后两个多世纪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活跃的自由、激进民主政治、民族主义等谱系的词汇和问题；而工业革命的伟大意义则在于，打破了中世纪以来欧洲、全球经济体系的平衡，促使方方面面为重建平衡而作出调整，由此留出了技术和社会进步的巨大空间。
1789年的世界，与此前几个世纪甚至更早以前并不存在太大区别。王权、贵族、教会统治仍旧占压倒优势，民主自由、民族主义概念都还很稀薄，整个世界呈现出乡村世界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最早探讨的问题是地租，最先的学派是重农学派）。
1789年，欧洲商业和制造业繁荣兴旺，但单从这一点并不足以得出时代即将巨变的结论，因为包括古代中国等多个古代文明背景下，都曾不止一次的出现过商贸和制造业的繁荣，中国宋元两代对外商贸往来更是远及非洲和欧洲——真正构成区别的在于，法国和英国在1789年这个节点已经启蒙思想的主要中心，世俗化的、理性主义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个人主义支配的“开明的”思想将一大批人从蒙昧中解脱了出来。革命的到来，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因为旧秩序的虚弱。恰恰相反，殖民扩张让欧洲的君主国和贵族阶层“在某些方面正在自我加强”，加大了对力量也在增强的新兴阶层的压力，唯此才能促成革命。
英国工业革命的促成，还要加上一方面动力：殖民扩张塑造了很可能严重虚夸的市场前景，让私人企业家踊跃投入到棉纺织品等产品的生产和技术升级中。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工业经济发展起来，为新兴阶层带来了财富，也产生了社会革命及进一步技术革命的因素。更多贫民的出现为工业经济的扩张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供给，也将创造工人运动的潜在力量。工业经济普遍发展使得企业家享受不到曾经短暂享受过的超额利润，反倒需要小心应付市场竞争，被迫继续更新技术和设备。当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带来连接不同地区的空前运能后，市场竞争压力得以暂且缓和，英国、法国商人开始向国外输出资本，作为金融中介的银行家们抓住了这个机遇。
法国大革命创造的遗产足够惊人，以至于在法国及其他欧洲老牌君主国家留下了可怕记忆。拿破仑战争更是让君主们意识到，现代意义上的战争开支过于沉重，公共债务增长速度让最繁荣、最富有和最善于理财的国家也感到不堪重负。拿破仑帝国被倾覆后，欧洲诸强基于对革命的恐惧，形成了争端协调机制。这套机制可以说是有效的，除克里米亚战争外，1815-1914年之间，没有任何战争同时涉及到两个以上的大国——但仍然暴露出效力不足的问题，民主民族革命一经成为潮流，就很难有效阻遏，再加上欧洲大国之间必然形成的利益分歧，以及新兴资产阶级势力的压力，继续革命不可避免。革命潮流在这一时期（具体来说是1830-1848年间）与社会主义思想的融合，产生出新兴资产阶级势力都感到恐惧的力量。
工业革命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思想的正确性，英国将之用到殖民地管理中，却造成爱尔兰和印度出现令人发指的恐怖饥荒。但因为这样的负面后果没有在英国本土上演，因而工业化仍旧以不受约束的速度涌进，直到激进工业化和都市化早就的社会问题足够突出，才开始让英国人产生反思，但强化政府职能以供给公共产品的思想还需要等上很多年才能被提出及转化为政策。英国之外的一些思想家开始意识到，一旦美国和俄国这两个拥有辽阔疆域和丰富资源、巨大市场的大国接纳了工业革命制度与技术遗产，必然将超越英国。
霍布斯鲍姆盛赞了“双元革命”激活社会阶层，从而为人才向上流动开启空间的作用。贵族的力量从来就没有这么相对微弱过，1789-1848年，个人主义式的工作竞争推崇实力而非个人出身。这一时期，古典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成为进步意识的推力，让哲学、科学、艺术和文化各领域都涌现出让人激动的代表人物和惊世之作。以音乐为例，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音乐家，多出自这一时期。霍布斯鲍姆还指出，民族主义、民主思想、革命与艺术的联系，也是推动艺术和文化繁荣的重要动力；当然，因为市场替代过去的贵族、观众的意义超过了曾经的赞助者，因而艺术家、思想家、作家、科学家都自此被迫卷入市场，“听任商人将其灵魂当做商品”，痛苦自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