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什么？很多时候，就是让制度与现象相符合，“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尽可能减少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实际执行另一套的惯例。周其仁教授在《改革的逻辑》一书的序言中就举例说明了这一点：内地民航客机落地时，都会广播让乘客不要立即打开手机，但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而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空姐广播却是允许乘客打开手机。这意味着内地航空公司宣称的，客机落地还没有停稳前，乘客打开手机会干扰安全滑行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也得不到乘客配合执行的多余要求。
很显然，这样的多余要求大量保持下去，乘客在自认为不影响飞行和降落安全的情况下，为了方便，就会频频冲破前述要求，从而也形成对民航管制规范的不尊重习惯。周其仁教授就总结说，不少经济管制、法规、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事实上也并无延续的必要，但就是取消不了，“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这个叫做改革（应有）的逻辑。周其仁教授去年9月出版的《城乡中国》（上）、《改革的逻辑》两本书，由他近几年来的媒体专栏文章和访谈依主题整理而成，贯穿其中，反复阐释和强调的，就是呼唤改革者要遵循改革的逻辑，为现阶段改革注入新动力，在新一轮改革中解决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新一轮改革应造就稳定的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鼻祖、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其遗作《改革中国》（中信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中曾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体现为二元化结构，自上而下是中共领导集体发起的体制改革、对外开放，这方面最显著的成果就是深圳等一批经济特区的建立，自下而上则是中国城乡民间涌现出所谓的“边缘革命”，包括包产到户、工商个体化的大量涌现、乡镇企业的阶段性发展。科斯指出，民间“边缘革命”造就了中国改革开放不可逆转的发展路向。
周其仁教授在《改革的逻辑》一书中也指出，中国改革遵循了“事后承认主义”，即各地试验、地方承认，逐渐被吸收为中央政策，最后立法承认。这种做法显著降低了变革老体制的成本，当然还避免了引发强烈震荡，有助于改革初期的破局前行。周其仁教授在书中多次肯定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智慧和贡献。
但也正因为中国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事后再予以承认的方式，就使得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以及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等方面，都留下了大量未完成议题。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变得相当紧迫，如果再沿用缓慢的试验+“事后承认”路线，可能会变得遥遥无期。
更重要的是，频繁试验、频繁改革也造成政策、法律、规则的不确定性，必然助长企业、公民乃至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投机化——企业、资本行为变得相当短期，因为摸不准现有政策什么时候改，当下的政策利好会在什么情况下骤然变成严厉调控；地方政府也要想办法在国家调控前“抢跑”，抢跑未及的只好自认倒霉。中国改革发展至今，方方面面都面临与国际社会及经济体系接轨，要接轨，就得尊重既有规则，让内部规则变得稳定，“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也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摒除企业和政府等主体的投机化行为。
新一轮改革仍需以农村为突破口
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势发挥，取决于其中各方面的要素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如果出现严重的要素价格和配置扭曲，就必然导致市场发育的畸形化。中国改革的最重要突破点来源于农村，通过包产到户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部分的矫正了旧有体制安排。但人们也意识到农村改革并不彻底，“已有改革的成功基础并不牢靠”。
改革之初，农村、农民因为摆脱了束缚，通过农业经营、非农商贸和乡镇企业都获得了显著收益。城乡体制却延续了下来，农村改革也很快停滞了下来，这就使得农民和农业在1980年代中期之后的20多年里，持续成为“经济改革风险和压力默默无闻的承受者”。周其仁教授指出，“包产到户提高的生产效率，因缺乏全面的深层构造改革，正在遭到交易费用急剧上升的抵消”。大量的农村青年弃农进城，这固然可视为服务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劳动力流动，但也与务农再度变得不受欢迎有关，许多地方开始出现大面积的撂荒现象。
农村改革搁置的危害就在于，在其他领域大幅度的掀起要素改革，按照市场化价格定价并完善竞争秩序的情况下，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土地和农产品的市场化都受到过苛限制。我们必须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许多行业和地方所获得的改革红利（发展红利），正是基于农村要素的半市场化、不完整市场化。特别是在近年来急速掀起的城市化扩张浪潮中，农地转为城市和工业用地，其中大部分收益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为大量政绩工程的上马贡献了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撑。
新一轮改革需要重新以农村为突破口，让受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土地和农产品真正迎来市场化，用契约来划分利益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周其仁教授在《城乡中国》（上）、《改革的逻辑》两本书中，都对重庆、成都等地城乡综合配套制度改革试验区的运作大加赞赏。成渝两地的上述试验，根本目标是实现城乡土地同制、同权、同价，也就是让长期被扭曲的要素价格重回市场轨道，并借此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产品突破现有“半市场化”束缚。这样一来，地方政府超前推进城市化、滥征乱圈农地发展大项目，成本就将变得空前高昂，将倒逼其将注意力放在城市现有空间的充分利用之上，改变城市扩张的粗放逻辑和模式。
让市场而非权力驱动城市化
《城乡中国》一书开篇即反思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现象。出口导向驱动让中国的许多城市新建城区，以及城市粗放扩张到的近郊地带，都变成了厂房、仓库和宿舍。尽管这样的粗放扩张，也陆续建立起商业和文化配套，看上去颇有新兴城市的繁荣景象，其生命力却相当脆弱，受制于发单的跨国公司，更是经受不起国际金融格局和贸易形势的风吹草动。
周其仁教授所概括指出的“重工轻城”，其实也可以用“重生产轻服务（消费、文化）”来表达。这样的城市，公共配套通常都存在严重短缺，人们不得不在“糟糕的城市里凑合着过”。并且，因为公民的迁徙自由长期未得到切实保障，就为“重工轻城”的政策依赖提供了条件，城市可以因此拒绝承担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责任（理由是延续至今的法律体系并未明确允许公民随意迁徙，迁徙流动的农民工一直以来就是所谓的“盲流”）。这反过来让农村农地改革变得困难。
在这里，我们不妨再重温改革的（应有）逻辑：“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政策背后是权利安排”，新一轮城市化改革，理所应当解除户籍限制等与公民迁徙自由相矛盾的障碍，让改革重心聚焦于“城”而不是“工”，聚焦于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而不是单由政府用投资拉动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