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霸权地位。这个世纪是以英国击败新生的美国，以及拿破仑法国两场胜战作为开篇的。而在世纪中叶，英国借助鸦片战争打败了中国清王朝，将东亚也彻底囊括到势力范围，随后又彻底实现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待到1880年代及之后，美国及统一后的德国成为了“日不落帝国”的挑战者，但后者的霸权倾覆还要等上半个多世纪。
如果将英国（霸权）的兴衰原因，仅仅界定为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变化，以及诸多起小概率事件的发生，是不足以让人信服的。我们先来看，究竟是什么内部因素使得英国可以成为近代世界的霸主。
英国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一书中曾归纳指出，英国相比欧洲大陆国家以及其他大洲的国家，具有“让英格兰卓异于一切现代国家”的平等性，并以此创建了英国法系，还融合到社会传统之中。艾伦·麦克法兰认为，英国政治反映出强烈的限权色彩，在此背景下，教会和民办高校都很好的保持了思想自由和学术自治，英国公民具有显著的独立精神。
而哈佛大学教授、全球著名的金融史家尼尔·弗格森在《文明》（中信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中则强调了财产权、医学（人民健康）、消费社会、工作伦理等因素，在推动英国等国家率先工业化、在全球建立霸权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综合艾伦·麦克法兰和尼尔·弗格森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近代英国得以较早发挥富国强兵和现代化的优势，是其率先崛起的关键；而在同期的法国、（分裂的）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大洲的大国，要么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难以短期逾越的机制或观念障碍，要么则是起步发展优势太差，要么还没有觉醒。由此可以顺带推导出下一个结论，即其他国家一旦弥合了起步发展的劣势，补齐或有效缩短了机制和观念障碍，就必然会缩小与率先崛起国家的差距。实际上，一战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对英国构成了严重挑战，后者很难再有效发挥19世纪中行之有效的欧洲大陆均势政策。
英国19世纪著名的法学家与史学家戴雪（1835-1922）1905年出版、1914年修订再版的《公共舆论的力量：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一书则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19世纪英国走向衰退的过程。
在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一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掌握了更多财富的新兴阶层提出了对旧贵族和教会执掌的各方面权力的分享要求；城市化和工业化深刻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工人运动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急速提高的生产力还带来了显著的贫困问题，旧的济贫法体系被证明无法适应这样的新变化，政府干预更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开始变得必要（否则就无法保持社会和经济稳定，有触发革命的危险）；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已不再只是精英挂在口头的谈资名词，而扩散到社会、全民层面，启发了公众、公民的权利意识。以上这几方面的变化、变革压力，都对英国自中世纪以来的政治、思想、法律传统和社会观念构成挑战。戴雪所著的这本书即反映了变化、变革压力是如何通过公众舆论，而对英国的法律施加影响的情况。
戴雪思想上深受边沁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对英国普通法传统、宪政体制的神圣地位和正确性深信不疑，尽管他在书中承认法律体系和政治体制需要适应时代变化，但对具体变化、变化作用方式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迟疑甚至反对。当然，我们而今是在100多年后来阅读《公共舆论的力量：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没有必要就戴雪在当时的思想立场发表过多指责。
当下阅读这本书的意义在于，透过19世纪英国公共舆论影响法律的历史，启发人们对法律与公共舆论的关系开展反思。“人类制度生长、兴盛于社会之中，因而它依赖社会的意见”，但这里所提到的“社会的意见”是否能用公众舆论而非更趋稳定的社会观念、习俗来替代，确有探讨的必要。戴雪指出，公共舆论概念如果被“用来表达民众变革或改进他们制度的希望”，很值得怀疑。人们更多的是被习惯影响而不是思想；并且，当公共舆论提炼成为指导立法改革的思想时，“可能（已经）不是国家民众坚持的想法，不是国家大部分民众的想法，而只是少数人或某个恰巧位高权重之个人的信念”。
同样显著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公共舆论具有极大的可变性，在其驱动下实现的立法变革，就不可避免导致法律体系的不稳定；从而进一步影响利益分配。公众舆论在特定情况下还可能产生对“少数人”意见的压制作用，这种压制甚至会体现在抑制改革或革新的层面上。戴雪的这些论断实际上也成为了对19世纪晚期至1970年代英国政局、立法变革进程的预言——英国这期间之所以对挑战者们显得应对乏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革新不力，迁就善于借助公共舆论的既得利益集团。
书中对19世纪英国三个时期的主要公共舆论思潮进行梳理分析：1800-1830的旧托利主义或立法停滞时期；1825-1870的边沁主义或或个人主义时代；1865-1900的集体主义时代。戴雪在书中批评了旧托利主义时期英国立法机构对许多迫在眉睫的立法问题，采取不负责任搁置态度的做法。这也造成了英国法严重的缺陷。但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前期的立法停滞，与民主进步、工人运动的高潮尚未到来有关，也可以说是因为工业革命的影响还没有渗透到立法层面。戴雪对边沁主义时代的英国立法变革给予了大篇幅的褒扬评价，却试图割裂民主进步、工人运动等外部因素与这种变革、进步的关联，认为那是英国法治、个人主义传统的接续，这样的解答自然充满了矛盾。同样，他对集体主义时代立法变革发表的批评意见，颇多先入为主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