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以前,我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也肯定没有类似互联网的事物。没有任何数字化的东西—“digital”仅仅意味着直肠检查。
三十年后,医学仍然在抗拒着数字革命。从许多方面看来,医学还停留在原始的层面上,发展历程中错置了重点。但是,数字世界和医学的交汇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急需的涅槃变革已经在这个交汇的舞台上初见端倪。巨大的潜能正在酝酿,超常规的创新工具将会使得医疗健康和疾病预防策略获得精准和明确的特征—我们从未见识过的科技医学。
过去三十年间,我编写过30多本医学教材,它们全都是面向医学界小圈子的书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本大众科普书籍的作者。这样的改变源自于我意识到数字技术与医学世界的交汇必须更进一步,而以消费者为主的参与—在他们变成患者之前的参与,将会是这个医学新纪元得以打开的关键。
反观自视,我清楚知道自己只是个“菜鸟”作者,能够参与到这份事业之中是众多偶然因素的合力所致。伴随长久以来对于遗传学的兴趣(这也是我的大学专业),我于2006年年末来到斯克里普斯,创建一所基因组学研究机构。而身居圣地亚哥这个无线技术的核心枢纽,这样的巧合又带来了许多无法预料的机会,最终促成了数字化的基因组学重要工具和无线技术的结合—在两个地理空间上邻近、研发合作关系紧密相连的科研机构之中结合,这是独一无二的数字化医学集群。
许多贡献者为此奠定基础,推动整个事业进入轨道,并打造出一片明朗的前景。我深深地感谢我的挚友,保罗德斯丹医生(Dr.PaulTeirstein),他是普利贝斯心血管病研究所(PrebysCardiovascularInstitute)的负责人,而且是促成我进入斯克里普斯的关键人物。特别感谢斯克里普斯健康研究所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文戈德(ChrisVanGorder),他相信我们的信念和憧憬有朝一日能在斯克里普斯化为现实,赋予我权力去推行数字化医疗项目,他的支持和信任是这项事业不可或缺的环节。斯克里普斯首席医学官布伦特伊斯门医生(Dr.BrentEastman),在实现这项事业的过程中表现出众,为创造出今日的局面竭尽心力。
斯克里普斯转化科学研究所的工作重点是人类基因组学的研究,加上与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在研究工作上的深度交叉,使得我能够获得诸多同僚的帮助,我想要深切地表达我诚挚的感谢—尼古拉斯朔尔克医生(Dr.NicholasSchor)、塞缪尔勒维医生(Dr.SamuelLevy)、莎拉默里医生(Dr.SarahMurray),感谢他们帮助我编辑和修改本书的手稿,以及多年来亲密无间的合作从而将基因组学带到日常的医疗实践之中。我的行政助理卡特里娜施雷伯(KatrinaSchreiber)提供了大力支持,为我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协调工作,使得本书得以完成;在异常忙碌的学术环境中,她是我不可多得的左膀右臂。我们的研究获得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重点支持—临床与转化科学研究奖励计划(ClinicalandTranslationalScienceAward,CTSA),如果没有这样的重金资助,本书介绍到的许多项目都无法开展。我们的基因组学研究工作还因两家位于圣地亚哥的全球最大的基因组科技公司的存在而得以加速发展,他们分别是LifeTechnologies和Illumina。我尤其要感谢格瑞格卢西尔(GregLucier),作为LifeTechnologies的首席执行官,他对我们的基因组学工作给予自始至终、毫不动摇的支持。
位于无线技术的一端,我深深受惠于加里韦斯特和玛丽韦斯特夫妇,他们不仅个人成就非凡,身为朋友推心置腹,而且还热心慈善,投入心力物力创设了第一所职能专司的无线技术与健康研究所,并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任命我成为创新医疗事业的负责人,为我们变革未来医学的宏图雄心提供研究支援。就任于韦斯特无线技术与健康研究所(WestWirelessHealthInstitute)的多位同僚,他们给予了我手稿修改建议和事业发展支持,我由衷致谢—约瑟夫史密斯医生,首席医官;雪莱瓦伦丁,执行副总裁;我的助理艾琳贝特曼(ErinBateman)。最后,韦斯特夫妇为了改善健康医疗的未来所做出的庄严承诺,他们的参与和支持,居功至伟。
高通公司的团队,无线技术领域的全球顶尖精英,一路以来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自上而下的感谢名单为:高通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保罗雅各布博士,高通创始人欧文雅各布博士(Dr.IrwinJacobs),公司总裁史蒂夫奥尔特曼(SteveAltman),无线健康事业部副总裁唐琼斯,以及他们的所有同僚。他们为斯克里普斯转化科学研究所的无线医疗项目提供人员培训支持,并带领我进入数字健康领域,使我见识到各种各样的全球创新技术。尽管我多年以前已经涉足一种先驱式的无线心律装置(CardioNet)的研发,但还是高通的团队切实地搅动起我的兴奋与期待,使我关注到了无线医疗的变革性影响。
所有这些精英人士帮助我建立起我的知识基础,并向我展现一幅关于数字化医疗发展机遇的全景式视野。然而实际的书籍写作和出版过程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职业生涯中极为艰巨的一个工作任务。最大功劳归于BasicBooks出版社的执行主编托马斯凯莱赫(ThomasKelleher),他为本书注入了无可匹敌的编辑技巧和思想结晶。他灵巧熟练地组织信息要点,使得本书神采焕然。我特别感谢卡廷卡马特逊(KatinkaMatson),Brockman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他是我的出版代理人,带领我了解出版流程,给予我建议和帮助,严格提出修改要求,对于稿件一改再改,连同托马斯、凯玛利亚(KayMariea)和贝丝赖特(BethWright)一并付出至关重要的努力,完成了编辑的工作。我的作家朋友—《连线》杂志的执行主编托马斯高茨,以及《大连接》(Connected)的作者詹姆斯富勒(JamesFowler)—他们是把我推荐给卡廷卡马特逊和Brockman公司的关键人物。还有几位帮助过我,一路上鞭策和激励我的作家朋友,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阿图葛文德、迈克尔斯派克特(MichaelSpecter)以及迪安奥尼什(DeanOrnish),在此一并致谢。
我还需要在此陈述所有我所了解到的利益冲突。我任职于两家无线医疗仪器公司的董事会,他们分别是DexCom,一家为糖尿病患者制造传感器的公司,以及Sotera,一家生命体征传感器制造商。我还是Zeo公司的顾问,这是一家脑波传感器的制造商,公司宗旨是促进使用者获得更好的睡眠质量。在这些公司中的工作经验,大大丰富了我对于无线医疗科技领域所面临挑战的理解,并认识到其尚未被发掘的潜能。在本书中,我没有特别地推介这些公司或其产品,而且我也尽可能客观地描述这些公司的运作和贡献。但毫无疑问,读者有权知悉我与这些公司的往来关系。
花费数年时间,完成本书的过程中,有很多独处和隔离的时刻,我利用这些时间、空间进行研究与思考,所耗费的时间并不比写作本身要少。我的家人—我的妻子苏珊,以及我们的已经成年的子女,莎拉和伊万—对我极具耐心,在整个过程中给予我巨大的支持。我非常感激他们,也非常感激这里提到的每一位帮助我的人,感激大家将我的努力化为现实。
最后,我衷心感谢阅读本书的每一位读者,感谢你们积极投身于医学世界的创造性破坏进程,正如我们今日所知道的那样,推进人类数字化参数表征技术的发展。我的行事准则是:想得更远,做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