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理性往往沦为自由放任、残酷竞争，甚至自生自灭的“野蛮理性”，而经济学家熊秉元则提倡经济学的理性应该是“优雅的理性”，经济学应该优美，精致和高雅，而他也正是抱着这样的思维方式来观察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并写出了一篇篇优美隽永并富有人情味的散文，成为与张五常，黄有光，林行止并列的四大华人经济散文名家。

　　经济散文是借着散文的笔调和长短，向一般读者阐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散文和论文的区别，相当于“大鱼”和“小鱼”的区别，论文钓的是大鱼，散文钓的是小鱼，当然不同的鱼竿，都可以编织起学术生涯的架构，但散文的影响力显然比论文更广泛，诺贝尔经济学家布坎南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到，人和动物的差别，是人能试着改善自己，而写经济散文的作者们往往都是抱着这种“改善自己同时也帮助别人改善”的心态而写作的，这一点在张五常，林行止等其他散文名家的作品里也有非常充分的体现。

　　我读熊秉元先生这本《优雅的理性》有两篇文章印象非常深刻，一篇是对经济学定义的探讨，一篇是对政治方式的看法。熊秉元在书中严厉指出了中文世界经济学定义的错误，在中文世界的高中教科书中，经济学的定义往往采用“资源有限，欲望无穷”的说法， 甚至被很多人认为这就是经济学的精髓，但熊秉元认为“经济学研究是由稀少性而来，但和欲望无穷无关，对一般人而已，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有无穷的概念，虽然吃得好，穿得美，赚得多，住的大和欲望有关，但和无穷还有一段距离。欲望不会满足，但不等于无穷，有了房子，还要车子，有了车子，还要更好的车子，符合经验，也有说服力，可是涉及无穷却已经超越了生活经验结的结果。

　　熊秉元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情况跟早期翻译家的错误有关，在像严复这样中文造诣高超的名者笔下，《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译文捕捉到了进化论的精髓，已经成为中文世界里的经典名句。而经济学的翻译者们也提炼出一个“资源有限，欲望无穷”来，则是错误的，是缺乏深入思考的表现。最后导致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流传至今。其后果是翻译和遣词用句上微小差池，代代相传之后，反而变得以辞害意，不深究经济学的精髓，反而以偏狭的定义来界定经济学。当“资源有限，欲望无穷”的说法，连高中生们都朗朗上口时，不就变成众口铄金了吗？

　　作者这种担心是正确的，中国早期翻译家的这种错误不仅影响了台湾的高中生们，在中国大陆的高中教科书中也一直是采用的“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的说法，而这种说法只在高中教科书中出现，而大学教科书则往往并不采用这种定义，其实将经济学研究定位为资源配置有非常大的误导，这会导致只关注物质而不关注人，其实这样的定义在世界范围内早就被推翻了，可惜在中国一直沿用至今。这种“以讹传讹”到了该停止的时候了。

　　熊秉元先生作为研究法律经济学的学者，在台湾成长，工作生活，曾在香港任教，学期休假间，又曾至大陆游学讲课，对于各地之间的种种差异，一直带着兴味和好奇，希望能够站在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立场，思索有所得之后，能发而为文，为社会科学增添新的智慧。因此他在书中对大陆和台湾的比较也令人印象深刻。

　　他在书中指出大陆的崛起，已经不是疑虑或语言，而是事实，而他感叹“大陆民众所接收的信息，是身为一个大国国民和世界公民，所该累积的数据库，相比之下，台湾的新闻频道很多，但是内容狭隘，地域色彩浓厚。这对于国民信息和视野的影响，相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台湾前途的忧虑。大陆在世界各地广设“孔子学院”，相形之下，台湾书院在内容和吸引力上都相形见绌。

　　他认为新政府之所以出现，意味着社会上的资源分配和利益折冲，原有的政治体制已经无法有效处理，政府成立后新体制未必能抚平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动乱和内战等就是磨合期，新体制和主要利益机构彼此适应之后，国家才算走上坦途。现在的台湾，公共政策失灵，公共政策不能反映台湾中产阶级的心声，也不能推动进步，民众追求幸福的积极性，都没有发挥展现的空间，造成了上不上，下不下的局面，而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在传统华人历史中，一向是“单一权威”，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一切取舍的依据，单一权威的特质，也反映在文化的各个角度，这一文化特质与“多党政治”刚好抵触。而在目前台湾只能让司法部门充当权威，但在政党社会发展出超然独立的司法，以维护公平的游戏规则又何尝那么容易？

　　总体而言，熊秉元这本书透过各种问题的比较分析，同时也整合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发人深省的智慧结晶，可以算是难得一见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