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玉贵 出版：电子工业出版社

    清朝知名文学家张潮有言：“情必近于痴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用此话来品读和审视《美元的逻辑》或许并不为过。擅长“讲故事”（专业说法叫“叙事研究”）的作者章玉贵从历史大处着眼，小处下笔，勾勒出“美元”的历史、权力的历史，解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如何强化了美元霸权地位，对美元霸权为何在“特里芬难题”下必然趋于没落的逻辑作了清晰解剖，并给出了分析美元霸权变迁趋势的新视角，彰显了作者的真性情——“才兼乎趣”，书真观点，犀利酣畅。

    且看他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之时的细节观察：美国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此，越是偏僻的地方，就越可以心无旁骛，一切可以按美国人设计的路线图来谋划。“在时间窗口的选择上，美国选在战争即将结束但尚未结束的关键时间节点上，这显然要比诸神集体狂欢的胜利日更好拿捏会议进程；而权力交接地，毋庸置疑，必须在美国，最好是远离战场和血腥的宁静地带。于是，美国人把时间定在1944年7月，这时欧洲第二战场刚刚开辟，全世界注意力正集中在硝烟弥漫的欧洲。而会议地点，则在远离欧洲战场且风景优美的新罕纳尔布什州布雷顿森林郡华盛顿山饭店。在长达三周的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几乎通宵不寐，会议室里空气质量格外污浊，室内充满着质问、争辩乃至无休止的讨价还价，而室外却是空气清新，心旷神怡……”。

    今天，尽管这个体系早已瓦解，但美国凭借超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建立了足以维系其统治世界经济的机制化霸权。显然，“美元霸权”背后并不只是我们看不懂的模型、猜不透的阴谋，它首先是权力的表现。无论在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还是在国际竞争中，美元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权力的附属。

    在章玉贵看来，这也正是为什么美国经济即便已到了“寅吃卯粮”的境地，却还能屡屡成功“绑架”世界各国，“挟美元以令诸侯”，迫使各国为其外部负效应极大的经济发展模式“买单”的原因所在。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国获得了以本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权之后，也就掐住了其他国家经济的“七寸”，并形成了当前世界经济的两极结构：消费在美国，投资和制造在全球。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对世界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有所削弱，但凭借战后建立起的机制化霸权（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控制），美国依然能主导国际金融秩序。而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又使那些意欲挑战美国金融霸主地位的国家退避三舍。同时，美国又在掌握金融话语权的基础上，凭借其对国际舆论的操控，迫使其他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美国共舞——接受国际金融惯例变成一种必须与乐意，在规则、概念、议题甚至体系上接受美国的主导并因此放弃主动而为的权利，金融创新的冲动被执行金融市场价格及遵循行情的商业思维所俘获。甚至，美元可以没有黄金的支持，美国政府债券也不需要国内储蓄的支持。

    早在1980年，由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前美国安全委员会特种计划室主任丹尼尔·格雷厄姆提出“高边疆”战略，当时主要应用于与前苏联的军事竞争。而按格雷厄姆的设想，“高边疆”不仅是一项军事战略，还是处理美国和盟国正当的经济和政治愿望以及安全需要的一项真正的国家战略。自那之后，美国先是在“高边疆”战略指导下，拖垮了前苏联；之后又联手欧洲打压了日元崛起的势头。其后，在欧元诞生的世纪之交，美国一方面不断强调强势美元政策将延续，以增强各国对美元支付体系的信心与依赖，另一方面巧妙地发动了科索沃战争，通过点燃欧洲火药桶，给刚刚出炉的欧元当头一棒，美国得以继续掌控世界经济。用章玉贵的话来说，“借助金融‘高边疆’战略，美国在全世界面前构筑了一面高墙”；“有了金融‘高边疆’，就相当于美国给别国戴上了‘紧箍咒’”。由此，他特别提醒：新兴经济体不应将提升话语权的行为空间局限在既有秩序框架内，只有当其拥有了比肩美国金融资本的力量和工具后，美国才会真正参与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各国领导者尤其需要洞悉大趋势，谋势重于谋事。

    如果历史能在幽暗之中发出亮光，那肯定是记录之人找到了一把解密的钥匙。章玉贵正是从历史“幽暗之中”深处探出了金融“高边疆”战略的威武之处。他由此建议，中国也须筑起自身的金融“高边疆”，以摆脱经济发展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强大的资本市场、世界级的银行与保险体系，比肩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币以及能与纽约、伦敦抗衡的国际金融中心，应是中国打造金融“高边疆”的战略目标。

    只是，短期内要构筑金融“高边疆”尚面临诸多约束条件。例如，建设强大的A股主场尽管是打造经济强国版图的题中之意，有人乐观预计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将是世界上最重要、规模最大且流动性最好的资本市场之一。但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的A股市场当前的急务还是要针对现行股市制度的漏洞，加强市场法治建设，消除市场的制度缺陷、结构缺陷和群体非理性行为。尽快形成股市有序运行的基本条件：有效的监管、健全的金融体系以及配套的制度环境、尤其是要有透明和有效的契约法及执法体系、良好的会计制度与惯例、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和可靠的支付与结算制度。另一方面，人民币要发育成能比肩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币，章玉贵估计，这至少需要10年乃至更长时间。

    围绕着“次贷危机”之后的美国会不会走向衰落的话题，近年间各国学者的论辩激烈，不同的研究和预测各执一词。章玉贵乐观而明确地断言，通用和花旗两大经典企业的凋落，并不意味着美国将迎来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如多米诺骨牌般倒塌。在逆境中，美国仍拥有强大的经济调整能力。领先科技、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将使美国有望占据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制高点。因此，“对中国来说，千万不要窃喜于美国经济的式微。谁要是忽视了美国的经济调整能力以及依然存在的竞争优势，谁就有可能失去既有的比较优势。”

    提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面临“尴尬”的局面，章玉贵认为根源在于“有主张无杠杆”。国际金融秩序因此越来越走入一个死胡同：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与金融风险的上升，要求美国与有关国际组织检讨现有金融政策与金融体系的弊端，推出负责任的前瞻性经济措施；另一方面，美国为维护既得利益，也越来越没有兴趣改革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而新兴经济体则有心无力。

    “超级金融机构，你可以不喜欢，但必须拥有”。在展望未来“中国的金融强国之路”时，章玉贵对“培养中国版花旗高盛集团”期待颇高。他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暂时的稳定和经营实力的增强，是在竞争对手式微的情况下获得的。尚在发育中的证券市场更难经得起国际资本的大规模冲击。中国尤其欠缺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敢于叫板跨国资本的种子选手。从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业价值链获益程度的角度来说，建立几个或一批“大又强而倒不掉”的超级金融机构，显得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