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伟 吴敬琏 夏斌 出版：中信出版社

　　在过去35年的发展中，中国GDP年均增长9%以上，总量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将近25倍（按不变价），占全球GDP 接近12%。从人均GDP看，1998年实现了一次穿越，从低收入水平向当代下中等收入国家穿越；2010年实现了第二次穿越，从当代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向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穿越。根据我们的时间表，预计到2020 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将用10年时间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穿越，从GDP增速来看，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但是，在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很多条件发生了变化。

　　第一，供给变化。过去，生产要素便宜是最大的优势，所以增长方式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展开有效的竞争，争取国际上的订单，带动GDP的增长和就业。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生产要素低的优势基本没有了，我们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刘易斯拐点问题、环境约束力度越来越大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方面一系列的问题。这种情况就迫使我们的增长方式必须根本转变，要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拉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拉动增长，否则，从短期看，经济就要严重失衡。为什么？效率提高得慢，成本提高得快，会造成严重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拉美漩涡、东亚泡沫也好，西亚、北非动荡也好，长期通货膨胀率都在两位数，甚至更高水平，高的时候可能达到100%、200%；但凡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长期通胀率都非常温和，原因不在于价格管理，而在于增长方式转变。

　　第二，需求变化。一个国家在穷的时候需求是旺盛的，甚至是短缺经济，所以，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非常羡慕穷国的企业家，觉得穷国的企业家非常幸福，幸福在哪儿？他晚上睡觉非常踏实，根本不用考虑消费，不用考虑市场，他考虑的就是生产，怎么扩大产量，只要能生产出来，有的是人在排队。但到上中等收入阶段，需求会从旺盛逆转为疲软，这个时候企业家的这种幸福感就会逐渐丧失。

　　从投资需求来看，穷的时候投资之所以增长快，主要是发达国家转移的技术和项目，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人力成本等提高了，发达国家不再转移技术和项目了。这时国民收入提高了，储蓄增加了，银行贷款能力提升了，但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资增长。有效投资增长取决于这个国家独立研发和创新的能力。如果独立研发和创新能力弱，银行拿大把的钱在市场上都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这就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有钱投不出去，投出去的很可能也是重复建设，这就会导致泡沫，产能过剩。所以，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长期存在忽视人力资本，即教育和公民的健康的问题；但凡跨越过陷阱的国家，共同的一条是长期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重视教育，重视大众的健康，体制的提升，而这就是在提高民族、社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消费需求在这个阶段同样可能出现逆转，为什么？

　　国民收入高速增长之后，如果国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大量的钱给了少数人，大多数人积累了贫困，越有钱的人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而大多数人即使想花钱，也没有钱，越没有钱的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这就会遇到收入增长两极分化这么一个糟糕的局面。整个社会的消费欲望降低，导致消费需求疲软、投资需求疲软，而这就导致需求逆转。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都很严重，但凡成功跨越的国家均在努力构造强大的中产阶级。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不仅影响公平，而且影响效率。在需求逆转的情况下，企业家如何从关心生产转变到关注市场，政府如何从应对短缺转变到应对过剩，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和挑战。

　　改革开放30 多年，从1978年到1998 年上半年是短缺的年代，主要问题是通胀。从1998年下半年到2010 年10月以后这12 年，除个别年份之外，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威胁是需求不足，尤其是内需不足。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爆发，到1998年下半年波及中国，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爆发，使得这种矛盾更加凸显。所以，这12年里，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多是扩大内需，保增长。从2010年宏观扩张政策择机退出以来，三年多来，宏观政策出现了新的问题，既有通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增长下行的严峻威胁，双重风险并存，类似20世纪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这使我们既不敢全面扩张，也不敢全面紧缩，所以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这两个政策的目标是反方向的。因为双重风险并存，这两种风险要求的政策本身就是相反的。

　　宏观经济存在的失衡，看起来是个总量问题，实际上动因在于结构问题。首先看通胀，为什么说现在有通胀压力？从数字看，通胀数据不高，2011年为5.4%，而经济增长率为9.2%；2012年通胀率为2.6%，经济增长率为7.8%。2013 年通胀也就3%左右，2012 年9 月和10 月两个月前后，我国的通胀率实际在2%以下，为什么还要担心通胀？就是因为背后的结构问题。

　　比如，要素成本上涨的压力，从成本角度推动了物价上涨。有关部门做过测算，这一轮通胀成本推动的因素占比将近50%。我国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需求和成本共同作用的通胀的时代。

　　再如，我国在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进口什么东西，基本上什么东西就涨价，这对国民经济成本上升的推动作用非常显著。所以，通胀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输入。另外，我国长时期国际收支结构严重失衡，收大于支，国家外汇储备即将突破4 万亿美元大关，外汇储备的增加意味着结汇量增大，现阶段流通中近百万亿的M2首要原因即是外汇占款。少出口点行不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不可能这么做，另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也决定了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曾经想，让出口商赚了钱不要把钱拿回来，而是买东西回来，这样就不用结汇了。但这样也有一些现实难题。

　　除了这些结构性的原因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流出来大把的钱，它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性，这也带来通胀的压力。

　　再看经济下行，从数据上看似乎也是个伪命题。就动因看，投资需求年增长5年来均在20%以上（名义），消费需求（社会消费品零售）年均增长14%左右，都不低。问题在于投资需求增长中政府起了重要作用，市场力量不足，很难持续；消费需求背后收入分配扭曲严重，差距扩大难以短期克服，令人担忧。因为这将使得内需不足长期困扰我国。

　　面对这种新的历史机遇、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历史挑战、新的矛盾和新的失衡原因，经济发展只有一条出路，靠创新。首先是重视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源于制度创新。

　　中国的这些问题靠宏观政策，靠总供给总需求关系的短期调整是解决不了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靠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所以，十八大讲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是努力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了总体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企业改革中产权改革、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的关系等等。任务、方向的明确，逻辑关系、历史逻辑的把握，为我们的理论和实践指明了方向。有这种制度创新推动，在这个基础上促进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车轮的承载下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切实使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们应当是有信心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