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不是我们想国际化就能国际化的,它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要人家能接受人民币才行,这也是人们对人民币逐渐认识、信任的过程。
要想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成思危认为要做三个主要工作:一是汇率制度改革;二是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三是资本项目开放。
新近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新著《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以深层次思考探讨了当下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的人民币国际化这一热点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人民币能否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拥有与美元及欧元并驾齐驱的地位已是我们绕不开的课题。
从目前中国经济状况看,人民币汇率正牵涉国计民生:随着外向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不断提高,汇率的变化已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进出口长期失衡的状况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对外资吸引力的日益增强,使得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人民币汇率正明显地影响着他们的投资决策;巨额外汇储备虽然增强着我国实力,但承担的汇率风险也越来越大;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对人民币汇率及外汇管理制度形成了新的挑战;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中国居民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和出国人数日渐增多,汇率的变化已影响着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和结构;人民币汇率还对中国虚拟经济产生着日益显著的影响,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及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成思危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就开始关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当时他提出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三步走”的意见:第一步就是盯住美元,第二步是盯住“一揽子”,第三步是完全自由可兑换。2005年7月,人民币实行参考一揽子货币(basket)的汇率制度。(注:一揽子货币是指将多个主要贸易国的货币,依照往来贸易比重,编制成一综合的货币指数,即俗称的一揽子货币。中国的一揽子货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韩元、泰铢和俄罗斯卢布,即和中国有主要贸易的国家是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泰国和俄罗斯。)2009年7月,由成思危担任主任的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承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基金项目——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相关问题研究,成思危担任项目总负责人。此项目于2011年初完成。在此基础上,成思危产生了将多年研究与思考成果写成一本专著的想法。一年多来,成思危在其十多位门生弟子搜集文献和整理数据的支持下,完成了这部集大成之作——《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谈到写这本书的目的,成思危表示,一方面是为了给国家提供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供给有关部门领导参考。另外一方面我们想通过研究不断丰富建立虚拟经济的范式。货币国际化的定义就是发挥货币作为储藏手段,交易媒介和记账单位,但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还不能满足于这样一个定义。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手段,也是一个过程。中国经济总量现居世界第二,依据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美元是52.34%,欧元是23.60%,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只有0.87%,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整体还不够开放,比较落后。当然,人民币不是我们想国际化就能国际化的,它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要人家能接受人民币才行,这也是人们对人民币逐渐认识、信任的过程。
要想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成思危认为要做三个主要工作:一是汇率制度改革,即前文提到的汇率制度改革“三步走”;二是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经常项目1996年就实行可兑换了,但是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因此要慎重地不断推进;三是资本项目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开放的前提,但资本项目可兑换只是讲可以兑换,而资本项目开放是指政府不能干预交易,也不能提高交易成本或给以各种限制,这个要求是最高的。
在本书中,成思危提出了2014年—2023年10年基本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表安排:
2014年-2015年,建立汇率目标区制度,目标区宽度为±5%;放宽对境内企业境外投资的汇兑限制,鼓励企业走出去;放开大额定期存款的利率上限限制。
2016年-2017年,将汇率目标区的边界扩大到±10%;取消对企业境外投资的汇兑限制,允许境外企业和个人投资A股市场及债券市场;放开小额定期存款的利率上限限制。
2018年-2019年,将汇率目标区的边界扩大到±15%;基本取消对境内居民到境外投资的汇兑限制,允许商业银行在境外发行货币市场基金;放开活期存款的利率上限限制。
2020年-2021年,将汇率目标区的边界扩大到±30%;基本取消对金融信贷的汇兑限制,允许企业和个人在境外买卖金融衍生产品;允许商业银行开展证券及保险(放心保)等业务。
2022年-2023年,实现浮动汇率制;基本取消对所有资本项目的汇兑限制,基本实现资本项目开放;基本完成金融系统的改革,实现国际化、市场化和系统化。
《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是近年来论述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可兑换、资本项目开放等问题的力作,作者力图通过研究不断丰富建立虚拟经济的范式,并针对通货膨胀、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危机、银行等都做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不过,作者坦承,虽然做了大量探索性研究,但是还没有形成范式。所谓形成范式,成思危认为一方面要建立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还要有方法体系,而在这方面还可能要做更多的努力。
本书还有一点很难得,作者以充分的资料和数据分析了金融危机后国际汇率的变化,并对影响汇率安排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日本、智利、波兰和新加坡四个国家的汇率制度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顺序以及金融发展的关系,为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及资本项目开放提供了有意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