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土地，既是迫在眉睫的挑战，又是影响久远的变革。

　　土地改革之于中国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历史文化悠长积淀的定式中，也渗透交织在近现代土地分分合合的争斗中；既有意识形态认识上的论辩，也有现实路径几经选择的矛盾；既要明确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大公约数，也不能忽视现代知识农业集约效率的市场力量；既要继承发扬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也要博采当代人类社会机制创新的智慧成果；既要从真正的现实出发，解决突出的经济发展问题，又要为未来民族复兴的大业预留出足够的政治空间。我们的思辨往往中止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面前。我们必须承认，有限的理性和不完备的信息与知识对于解析和建构一个应对极端复杂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提出“转化—创新”这样一个结构框架，以此引导出土地信托化视角下的理论实践和行为实践。从而在两个层面上展开探索和研究：一是原有的文化体系一边维护着自身固有的结构形式，一边转化适应外来的各种新制度或原理；二是在秉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探索诸多事物间的隐性联系，进行原则性的实践。换言之，发展中的中国因发达国家的存在而意识到自身问题，若想深刻理解和提升自己，就必须具有国际比较的视野和自主创新的精神。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澄清土地改革的本质，从而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支持。否则，改革就面临失败的危险，其中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在改革赖以进行的原则和方法本身尚有悖论，权力驱动和市场力量还没有厘清边界，而改革可能带来的权益还尚没有为大多数人民充分认识和理解之前就匆忙发动改革。

　　土地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1，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也是农民和国民最基本的生活保证。正像威廉?配第

　　（William Petty ）所说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2，土地流动的实质是财富的流动。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土地制度是最具基础性的社会经济制度，土地制度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制度变革的基础。3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选择下，在土地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历史条件下，要在理论自信的逻辑一贯性上和现实可操作性相统一的前提下，找到一个兼容并包、实际可行的土地改革的切入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既面临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拷问，也受到短期目标和长期利益如何均衡的挑战。至少有以下一些内涵是不能忽视的：共同分享、共同富裕、土地集约、导入市场、资产活化、提升价值，权益流动、持续受益、个性解放、城乡和谐。事实上，两难性的挑战一直在考验我们的理论智慧和改革勇气。实践证明，土地流通内含复杂的目标诉求和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任何不从中国现实矛盾问题出发，不从宪法逻辑出发，不以民族集体知识为依归，囿于所谓臆想的顶层设计或从先验的、抽象的“理性原理”出发，照搬现成的资本主义的“道之华”，都是理论实践苍白混乱、行为实践失据无能的表现。正如《大学》开篇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顶层设计已然确立，那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法是明明德，即开发国民的知识性（灵性）达于解决问题的智慧；原则是亲民，即因势求变，创新观念；目标是止于至善，即追求公平正义、共同富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马克思创立唯物辩证法并利用其观察蒸汽机时代的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解剖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矛盾，产生了列宁主义；毛泽东利用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分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现实，凝聚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利用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决“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问题，创造了邓小平理论。今天，我们按照逻辑一贯的思想，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同富裕的目标约束下的土地问题，用中介理论视野下的信托模式认识土地流通以及围绕土地流通的政治社会问题，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但现实是：让我们知难而上，别无选择。

　　农村土地流通是农村经济制度改革的核心，是现行制度安排中的重要环节，它从根本上影响农村生产力的提升，影响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从古至今，中国农村土地流通始终在一定历史条件的影响、作用下这样或那样地进行着，并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农村土地流通的合理化、高效化、制度化，关系我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关系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更关系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打土豪分田地”，农民欢欣鼓舞，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人民公社的土地集体共有，生产效率衰减，农民缺衣少食；改革开放后，土地再一次包产到户，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今天土地流通改革，面临着新的集约化。分分合合，正应了那句古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用了近70 年的时间完成了两种内涵完全不同的分分合合，每一次分和合，都烙下了时代鲜明的印记，都是我们认知选择的剩余模式。我们探索的土地信托化或许正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方向和内涵相一致的、前所未有的新模式和通达的新路径。谁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人的知识性发育获得的空前力量正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绝大多数领域显现出来。附属于传统所有权的经济权力不断向其以外的力量转移。决策作为人的知识性的标志性形态越来越具有专门知识化的特征：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技术专长的拥有者进入决策管理层。传统生产资料不仅与直接劳动者相分离，还已经或正

　　在与资本所有品相分离。不仅资本主义已开始缓慢质变，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知识框架也显露出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迷茫。用传统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判断一个社会的本质属性缺乏现实的说服力，因此，依据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来考察社会性质的原理也面临着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反思、丰富和创新。在此，我们重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精辟论述，从而建立起我们的研究思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恰恰是我们已经成功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又去向哪里的全部问题。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再次犯下“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的错误。作者寄望于对观念的批判获得新的知识，建立起本书研究问题的新逻辑，得出新结论。相信这些探索，一定也会对改革涉及的其他领域有所裨益，对思考和推动改革的人们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