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时代周刊》以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以及副财长拉里·萨默斯的合影照片为封面，称此三人组是“拯救世界的委员会”。这既是对三人联手解决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的成绩予以赞赏，更是出于价值观层面的讴歌。1996年，美联储明确允许银行发展金融衍生品业务，三年后更是力推美国政府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标志着投行和商业银行可以不受约束的混业经营），与之同时，美联储还多次拒绝完善对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创新的监管。

    更大的自由空间，更少更松散的监管，格林斯潘坚信市场可以由此实现更好的条件。在随后的九年时间里，美国金融市场也确实出现了令人心折的繁荣。2006年，格林斯潘卸任美联储主席，这时的他获得了几近于华盛顿、林肯“圣徒”般的赞誉，华尔街及美国财经媒体都趋向于评价他是自由市场的最有力捍卫者。

    谁也想不到，就在此后的两年间，次贷危机上演，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都迎来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浩劫。被沃伦·巴菲特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品是直接点燃危机，并造成危机剧烈蔓延的最重要媒介。时年82岁的格林斯潘不得不在2008年10月前往美国国会，应议员要求对金融危机爆发的监管疏漏问题作出解释。格林斯潘一度试图将责任推卸给“贪婪的投资者”，但此做法遭到了议员和媒体的抨击，毕竟他曾经长期赞美市场理性，宣称投资者贪婪最终将促成有效和理性的市场。在巨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下，格林斯潘被迫改口承认任职期间的监管存在疏漏，并表示他自己几十年来深信不疑的金融预测模型确实不够完善。

    一晃就是五年。五年里，几乎所有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主题的图书、论文、评论文章，都会提到并批评格林斯潘。格林斯潘2013年年底出版了他的新书《动荡的世界》，不仅较为完整清晰的回答了批评者的有关质疑，而且还阐述了对美国政府、美联储2008年以来施政及这期间美国、世界经济问题的看法，在他原有的金融预测模型理论中加入了行为经济学的诸多基本观点。《动荡的世界》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引进到国内出版，书中观点仍可能引起广泛争议，但这本书毕竟出自一位在华尔街和美国政界浸淫多年，对金融市场和金融理论研究有着重大影响的大人物，对于政府官员、银行等金融机构从业者、相关领域研究者都可谓不可错过的必读书。

    相比之前的那本《动荡的时代》（2007年出版），以及任职期间发表的那些以暧昧不清著称的观点，格林斯潘在这本书中大幅度的修正了理论。书的第一章全部被用来讨论行为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家通常不屑一顾的“旁门左道”；在其他篇节，格林斯潘还频繁使用了行为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讨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作为一位曾经被定义为最固执的自由市场理论的捍卫者，格林斯潘此番拥抱行为经济学，承认人性倾向使得风险、不确定性更为复杂化，甚至直陈市场自身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比起几年前的观点立场有了天翻地覆般的转变。

    从一般性的自由市场理论，发展到金融预测模型，乃至泛化的市场万能论，这其实是物理学和工程学概念及方法被不成熟引入到经济学的结果，从而使得本来只适用于研究静态系统或周期性波动的系统的数学工具，被高估、错用为万能工具。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也不愿意放弃对自由市场理论的捍卫，在书中提出了两大理由，一是可以借助行为经济学等方法，加入更多测量人性倾向的工具、数据，让金融预测模型变得更为完善；二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源于华尔街、投资者的误判，表现为相关预测模型的失效，而且政府监管部门、经济学界的研究预测也都出现了问题（这里隐藏着一个推论，格林斯潘的意思是说，既然政府监管和市场主体预测都出现了偏差，就不能一概而论用前者来取代、压过后者）。

    提出上述第二项理由，不仅是为了自由市场理论、政策原则辩护，而且也是在回应有关质疑之声。格林斯潘不能轻易违反2008年10月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发言，只好变通来为自己发表间接辩护。问题是，格林斯潘并没有提及从1990年代初至卸任的2006年，他领导下的美联储将原先显得相对严密的金融监管给予了一次次的改革松动，几乎拆解了原有监管模式，他本人也曾多次明确发表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创新的风险可控、无需担忧的言论。因此，这本书用被拆解的监管对风险的无能为力，去论证监管毫无作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