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教授既非政治学家，更非南非问题专家，但他却在17年里三次写南非和曼德拉，他的《南非的启示》更试图用超过60万字的篇幅，向国人们传达出一个全面而又客观的曼德拉和“一个真实的新南非”。全书分别探讨曼德拉的政治遗产、南非民主转型的经验及新南非的问题与中国经验的可参照之处。

　　传记或纪实写作，最困难的莫过于“客观”。不少学者或作家常常会有一种被“撕裂”的痛感，秦晖也不例外。他在序言中坦言：“我当初关注曼德拉和南非民主化本来就是带着一种榜样情结的，曼德拉是我心中的圣雄，新南非是圣雄奋斗的成果。而介绍旧南非"低人权下的经济增长奇迹"本来就是作为一面不人道且不可持续的镜子来促使人们反思的。

　　其实，对纳尔逊·曼德拉，我们所知十分有限，并且大多属于传说。秦晖以对比的方式客观地指出，曼德拉是集道义与理智、勇气与宽容于一身的圣雄式人物。圣雄不是完人，但他给南非带来了希望。与甘地相比，曼德拉受到的迫害要更为严酷，他身陷囹圄27年，几乎等于甘地在印度从事政治活动的全部时间。而他在和解进程开始后所处的位置则比甘地更为有利。然而牢狱之苦和胜利者的位置却没有丝毫损害他的冷静与宽容。甘地自始至终是个非暴力主义者，而曼德拉作为非国大武装斗争战略的提出者和“民族之矛”的首任司令，不是在失败时而是在胜利前夜提出反思并改奉非暴力原则，这无疑需要极大的理智与自我审视的勇气。可以说，“见坏不上，见好不收”是相当普遍的人性弱点，前者有利于专制，后者导致以暴易暴。所以，“该激进时保守，该保守时激进”的勇气，“见好就收”的宽容，都是极为难得的。而这正是曼德拉的非凡之处：既勇于反抗一个只准拥护的当局，又能宽容一个可以反对的对手。

　　诚然，在和解的过程中，这位领导人用自己的隐忍与悲悯情怀，为国民做出了表率，这固然有领导人个人魅力的成分，但理性地说，这也是这个国家成功转型必然的路径选择。其实，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既依赖抗争，亦不能忽视和解，“零和思维”（即“一方的得建立在另一方的失上，得失之和为零”）只会造就动荡与循环。至今在讨论“社会抗争”议题时，人们仍然热衷于“公民不服从”传统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是美好的愿望，现实世界的抗争往往伴随着冲突甚至流血。事实上，一度被视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信徒的曼德拉曾强调：“不能把非暴力看成是一种神圣不可违背的原则，而应当把它看做一种根据形势需要而使用的战略战术。”

　　秦晖对曼德拉1994年至1997年三年非国大主席任期的评价是：“既没有奇迹，也没有灾难。”1997年，在曼德拉准备“交班”之际，南非经济太空飘来了“三片乌云”：第一，当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影响了南非的农业，因大旱，主要粮食作物玉米可能要减产一半。第二，国际金价暴跌。而南非是世界最大产金国，黄金业是支柱产业，从业者达35万，出口值占南非总出口的30%。第三，全球性股市不景气，约翰内斯堡交易所指数从当年夏天到年底下跌了15%。

　　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当时的南非社会仍有失业、治安、反对派活动三大隐患，一旦发作，后果将不仅影响经济而已。可贵的是，这些“隐患”都被曼德拉和他的继任者一一化解和克服了。诚如秦晖写到的那样：“南非的危机期待着"奇迹"，而"奇迹"产生于和解，像曼德拉、德克勒克那样具有理智与和解精神的政治家，有之诚幸莫大(博客,微博)焉”；另外，“南非"奇迹"的原因就在于：人民相信政治家，而政治家表现了理智。或者说，尽管人民并不那么理智，但他们没有为难他们所信赖的理智者。这乍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然而"奇迹"之难得正是因为这不易做到”。

　　秦晖特别注意到南非和中国有相似的发展背景，这些背景与两国经济发展及高速增长时期之间的联系，从而深入到民主化前南非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演变以及与我们的对照，都颇为有现实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迅速，创造了“经济奇迹”。而如何解释这一“奇迹”则众说纷纭。对此，看看另一个“奇迹”是很有意思的：许多中国人对南非的印象似乎只是金矿和布尔山羊，但其实南非早已是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有人说中国已成“世界工厂”，而南非早已有“非洲工厂”之称。

　　通过横向对比，并搜集大量实证并客观、科学、全面的分析，秦晖认为，南非的经济“奇迹”有两个堪与中国相比的特点：一是外向型特征，由于多数人口消费能力低下，南非与中国一样长期“内需”不足，利用外资、开辟“外需”是两国“奇迹”的共同特征。高速增长时期的南非，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都领先于GDP而呈“超高速”增长：贸易顺差1950年为1.43亿美元，1980年激增为74.30亿美元，以后才随“南非模式”的危机出现下降，到1992年降为53.48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1965年为2.15亿美元，1982年达23.66亿美元，17年里年均增长达15.2%，但种族隔离制度出现危机后急剧下滑。1985年后出现了负数（资本外逃）。而此前，南非是世界投资利润率最高的地方之一，1979年美国在南非投资的平均利润率达18%，而在发达国家投资平均利润率仅13%，在发展中国家也仅14%。1957年至1972年间南非经济增长的40%得益于外资。

　　二是南非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先于经济增长。由于“低人权优势”的南非可随意圈占黑人的土地，因此，南非得以大量占地修建基础设施。如南非的人均汽车拥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其高速公路建设却领先于多数发达国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其里程一度仅次于美国、德国而居世界第三。

　　秦晖还发现，南非的种族压迫在经济上集中表现为“流动工人”制度。劳动力流动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现象，未必与压迫有关。在南非民主化十几年之后的今天，也还是有流动工人（主要是来自邻近各国的外籍劳工）。但种族隔离时代的“流动工人”却是一种排斥性的制度安排，那时南非官方对黑人劳工实行所谓“有序”流动，规定他们进入城区“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这样的制度造成大量的“两栖人”，“户口”在农村，人在外打工；青壮年外出，老人妇孺“留守”乡下；平时在城里，过年蜂拥回乡住几天，号称“候鸟”（“流动工人”的英文词义其实就是“候鸟式工人”）。这种制度造成的一种最有名的景观，就是年节前后回乡又返城的“民工潮”。今天南非黑人劳工最大的聚集地索韦托有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长途巴士总站，圣诞节前后那里就会涌动起南非式的“民工回乡潮”。

　　按照秦晖的设想：中国瓦解“身份壁垒”的动力主要在国内。中国从放松打工限制到教育与居住限制也开始松动。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国人在经济“奇迹”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方面要防止陶醉于“奇迹”而漠视社会危机，防止社会不公正从“权家通赢”恶化成“赢家通吃”，另一方面要利用高增长提供的物质条件，抓紧利益缓冲余地较大的这个时机推进各项改革、改善民生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这个意义上说，《南非的启示》问世至少给我们提供两方面的启示：一，时代需要曼德拉式的“爱与宽容”；二，南非在不少方面或许也可做中国变革、转型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