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秦晖先生结缘于2009年，在南京的凤凰台饭店，他与我的领导谈论起“中国奇迹”的根源，把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与南非做了一个纲举目张的比较。他的逻辑极是缜密，视野极其宽广。他对人的说服，不是苏格拉底式的，也不是孔夫子式的，是把一个命题掰开来，让听众一眼就能看清楚里面的五脏六腑，以及系统各部分之间的正负反馈机制。这是“秦晖式的说服”，是用科学的精神来做人文研究。

　　我的领导提议编选他一套文集，秦晖先生慨然允诺。首先是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在我与秦晖先生的通信中，他谈到一部在中国出版界流浪了十年的奇书，毫不讳言其间的风险与经济压力，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原来只读过索氏的《古拉格群岛》与那篇著名的演讲词《为人类而艺术》，对索氏的评价是大师级的，但对“俄罗斯的良心”这个赞誉没有太深的认同感。读罢《红轮》数十万字，我动心了，准确说，是心脏成为一盆烧得炽热的炭。

　　《红轮》奠定了秦先生与文艺社的合作基础。接着便有了《共同的底线》与《南非的启示》。

　　说两则花絮。《共同的底线》上市半个月后，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谈到这本书，问我有没有读过，我说我是责编。他愣了，半晌不做声，估计是在翻书的版权页看责编署名，半天才呼哧呼哧喘着气说，“在我看来，你编这样一本书，胜过编十本得大奖的长篇小说。向你致敬。也望你戒骄戒躁，赶紧编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

　　另一则花絮。还是那天黄昏。我与秦晖夫妇在一家烤鸭店聊了三个多小时。其间谈到刘小枫。刘氏的转向，是现实投机还是思想衍变之结果？前者好理解，后者让人狐疑。秦先生说，“一个有效的法子是：这种180度转向，在逻辑上是要求自我清算的，转向者要给出具体嬗变过程，不能宣称是顿悟式的，因为不是在讨论宗教情感。”

　　我的疑惑是，“同一个人的不同阶段是否也能成为孤岛，犹如毁坏的立交桥墩，彼此相望，又无从言说？”

　　我的榆木脑袋让秦晖先生倍感头疼。他挥舞起手臂，为那些被他说出的句子打起拍子，声音也越来越大，是金石相击的铿锵之声。食客纷纷侧目，以至于金雁老师不得不拿筷子敲了下他的碗，“不要吓着孩子了。”秦晖先生这才恍然，不好意思地嘿嘿低笑。这是一个孩子般的笑容。他侧望妻子，那双隐藏在镜片后原本刀子一样的目光，瞬间化为绕指之物。

　　这个男人有着我所不知的深情一面。

　　他深爱他的妻子。这让他理性的思辨更有说服力。

　　吃完饭，写出了《倒转红轮》的秦太太金雁老师打包了烤鸭，说，“我拿回去明天吃，别浪费了。”她的另一只手搀扶着丈夫的胳膊，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走进被雾霾笼罩下的北京。有霓虹逐一亮起，犹如一团团火。

　　说真的，看着他们互相依偎的背影，我的眼泪都几乎要流下来。这是当代中国一对最顶尖的学者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