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曾经历过多轮变迁，从夏商周时期的井田制；再到战国时期至唐代的均田制，以及期间战乱时期屯田制等特殊形式；接下来，才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私有制。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代接连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陆续出台了农村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建立起维系至今的农村土地所有权、使用和管理制度。

    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相比之前的人民公社运动，更能保障农民农业生产经营权益，却是以造成农地细碎化经营来实现的。在农村人口与土地代际传承（调整集体所有土地分配关系）的背景下，农地细碎化必然造成农户承包土地越来越细碎，这就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经营成本，影响农户采用新技术、环保技术和产品以保证农地可持续稳定产出的热情，更不利于规模化农业发展和耕地保护。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由于农民只有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法律还严格限制土地的抵押和继承，这虽然因此避免了历史上土地集中兼并一幕的重演，却让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其他组织在通过“合法”形式改变农村土地用途，在违背农民意愿并以相当低微的征收成本情况下强征农民土地。

    学术界特别是三农专家、经济学家经常就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提出建议。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信托业协会会长蒲坚在其所著的《解放土地：新一轮土地信托化改革》一书中，对农村土地国有化、私有化两种建议给予了分析，指出农地国有化成本高昂，并将加剧地方政府滥征；而土地私有化必然导致土地兼并、农地破坏等严重后果。这本书提出的建议是，在法律框架内，建立信托共有制。

    蒲坚解释指出，信托共有制将实现个人财产社会化和产权成分多元化，实现农民土地产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以信托方为中介，将农地产权纳入社会范围进行自由流动、组合和交易。农地产权信托不改变其所有权归属，农民仍将可以通过以脚投票的方式来行使占有、处分、使用、收益4项功能。农地产权信托企业将因此发展为金融综合服务商，使得农地资本与金融资本更好的产生聚合式化学反应。

    《解放土地：新一轮土地信托化改革》书中介绍了世界各国、各地区农村土地流通的制度变迁，指出，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应当服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应以所有为中心转向以使用为中心，不侵害原有所有者权益，建立完善的配套制度。

    蒲坚认为，农地信托共有制、土地信托化不仅可以将农地转化为可携带资产，解放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并且，也能避免历史教训，防止新地主的出现，实现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实现利益分享普惠化。

    今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决定》的以上表述与《解放土地：新一轮土地信托化改革》这本书提出的“信托共有制”，在理念和内容上存在较多的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阅读这本书《解放土地：新一轮土地信托化改革》，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贯彻落实《决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