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在读了保罗·莫罗（Paolo Mauro ）的《腐败与增长》（Corruption and Growth ）一文后，我就开始酝酿这本书。因为莫罗在文中提出，从统计学角度看，腐败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关系，这一点让我感想颇多。当时，透明国际组织刚刚开始发布清廉指数。莫罗的观点中，有一个事实让我深感惊讶：1996 年，中国的腐败程度在全世界排名第六，但其经济增长率却达到10% ，而这个数字与前几年相比还有所减少。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本、韩国的政府也绝非清廉楷模，它们都有严重腐败的历史，不仅低级官员腐败，而且执政党领导人也腐败。1996 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对比了刚果民主共和国、菲律宾以及韩国的腐败及政治、经济状况。虽然蒙博托（Mobutu ）政府的掠夺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虽然马科斯（Marcos ）政府的大肆搜刮掏空了菲律宾经济，但我认为，在韩国，腐败似乎为执政党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一条路径，也为推动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之后，我发现了一些关于遭到省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据，这些数据让我产生了更多的疑问。似乎经济增长率居前列、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享有“先行一步”美誉的省份，也是纪律处分发生概率较高的省份。在1996 年的那篇题为“自上至下的腐败”（Rotting From the Head Down ）的论文中，我大胆地指出，经济增长与腐败的关系非但不是负相关，而且具有正相关性。当然，这篇论文遭到了《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 ）杂志编委们的坚决否定。当时，他们认为分析腐败的政治与经济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并且说我对此了解太少，认为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有关中国腐败状况的数据。然而，他们的确认同我的论断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真像莫罗所说的那样影响了经济增长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莫罗先后在多家机构担任重要职务，其中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他一直呼吁对腐败进行系统性的打击，以此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1995 年春夏之交，我收到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的宣传材料后，开始对中国的腐败感到困惑。这个会议于同年10 月在北京召开，我对参会很感兴趣，但当我源源不断地收到新的宣传册子时，我有些不解。后来，读了有关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自杀以及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以腐败罪名被逮捕的报道之后，我才有了答案。王宝森曾经担任国际反贪污大会的副主席，而我收到的新宣传册中却将他的照片删除了，因为当时他被发现卷入一桩腐败案之后自杀了。在这桩案件中，王宝森与陈希同曾试图从在北京市区拿地的房地产开发商那里收受数千万美元的“佣金”。（讽刺的是，国际反贪污大会会址所在地北京新世纪大饭店的总经理正是陈希同之子陈小同，他被指犯有接受贿赂罪，与其父亲的活动有关。）这桩丑闻的复杂性与调查背后的政治因素令我很感兴趣，后来，就陈希同案我还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 ）上发表了一篇分析性文章。

    1997 年夏，我受邀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发表有关中国腐败问题的演讲。令我深感惊讶的是，虽然我当时只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学者，但《南华早报》的记者邓伊凡不仅亲自听我演讲，还采访了我。第二天，邓伊凡发表了一篇关于这次演讲的文章，说我宣称“腐败有利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我赶紧向我的导师里克·鲍姆（Rick Baum ）求证我是否说过这句话，他也参加了那次演讲。后来我确信自己并没有说过这句话，我只是提出经济增长与腐败负相关的言论是有问题的，因为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几个国家，比如日本与韩国，都在经济腾飞阶段出现过严重的腐败事件。中国似乎也不例外。之前，在关于经济增长与腐败为何能够并存的问题上，我向邓伊凡解释说，这是因为很多非法资金被投资于中国。但由于我公开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腐败状况日益恶化联系起来，我觉得必须提出一个更好的解释。

    那时，每到夏季，我都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待一段时间，仔细研究中文媒体的资料，搜寻关于腐败的文章。这是很艰苦的工作，因为当时还没有可供检索的数字媒体，大部分中文期刊也还没有可靠的索引。我在汗牛充栋的资料中苦苦搜寻之际发现，《检察日报》、《法制日报》等报刊上有关腐败的信息量之大令我深感震惊。到了秋季，我总是带着一摞摞的复印资料返回我的学校。当我的同事和朋友知道我所做的研究涉及中国的腐败后，经常会问我两个问题：第一，研究中国腐败危险吗？第二，我能否得到相关数据？当我的文件柜和书架塞得满满时，获取关于腐败的数据显然已经不成问题了，而摆在我面前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处理大量看似不合逻辑的数据。在日本和韩国，大企业给执政党输送政治献金，以这种形式存在的“政治腐败”相当于“金融胶水”，把右翼势力黏合在一起，不然他们就会争吵不休。而且这样一来还能防止执政党分裂成相互对立的派系，把执政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与商业盟友对发展和盈利最大化的不断追求糅合在一起。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力的壮大不依靠企业的献金，也不需要出于营利动机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相反，由于“大跃进”运动、“文革”，中国共产党似乎把经济快速增长视为一种政治需求。此外，显而易见的是，虽然日本和韩国的腐败是结构性、制度性的，但在中国，腐败却是无秩序的、掠夺性的。中国的腐败官员不是从企业的盈利中揩油，而是在企业还没有受益于政府的经济增长政策时就直接逼迫企业拿钱，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免遭官员的伤害，还有些官员直接挪用公款。中国的腐败与日本的腐败不同，它更类似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腐败。于是，我便提出了“双重悖论”的概念，核心问题并不在于腐败与经济增长能否并存，因为只要我们回顾日本和韩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状态就能回答这个问题，核心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在掠夺性腐败猖獗、官员打劫经济的情况下维持经济快速增长。

    本书的写作进度非常慢，因为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中国的反腐机构和如何解读涉及中国反腐的信息。研究腐败的难度异乎寻常，因为无论你获得什么资料，它们所描述的情况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而其背后还有很多你根本看不到的、无法评测的情况。事实上，在我们所了解的案件中只知道某个人或某些人被逮捕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决定公开案件，公众才能获取相关数据。我的采访工作进行得令人沮丧，因为那些了解实情、具有真知灼见的人显然不愿意多讲，而那些愿意讲的人往往并不是当事人，他们只是道听途说而已。此外，在中国，每年出现的腐败案件数量多达数万起，数量之多简直令人应接不暇，而只有小部分案件的详细信息会被披露出来。因此，如果执着地研究个别案件，很容易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然而，要想真正理解腐败产生的影响，关键就在于摆脱个别树木的困扰，通过考察部分树木判断整个森林的形态。

    在本书中，我尽心竭力地阐述了自己对后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形态与动态的理解，并力图阐释为什么即便在20 世纪90 年代腐败加剧之后中国经济依然能维持快速增长。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我对前文提到的“双重悖论”（即经济快速增长与腐败加剧并存）的回答。我不敢说我的结论无懈可击，但它的确回答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改革进程启动之后，腐败问题开始恶化。自从我们意识到这个现象，一直有人预言腐败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构成致命的威胁。事实上，中国也经常被外界描述为一个严重腐败的国家，政治权力与公共权威沦为了腐败官员谋求私利的工具。在很多国内及国外人士看来，腐败已经侵蚀到了中国政权的领导核心。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讲，中国政府由“盗贼”统治，贪官数量远超清官数量，甚至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也直接或间接涉贪。很多人还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宣称开展反腐斗争，但这种反腐与京剧表演中的某些场景相似：演员们在一片锣鼓喧嚣中拼命地围着舞台转来转去，偶尔揪出来一个“坏人”，加以指责并示众。但尽管舞台上的喧嚣与演员的愤怒让观众感觉煞有其事，但这只不过是一场表演。反腐斗争同样如此，被逮捕的贪官只是一些不幸运、不聪明、没有政治盟友的“小鱼”而已。很多人认为，如果一位高官受到惩罚，要么是因为他在派系斗争中马失前蹄了，要么就是被挑出来做替罪羊的。他们宣称，无论中国政府决定公开什么信息，都是谎言，目的是欺骗公众，让公众相信政府致力于反腐斗争，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明白，即便腐败影响其执政根基并阻碍经济发展，但真要认真反腐肯定会以更快的速度导致党亡政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高层领导只是放出一些高调的言论，将反腐之战说成是事关党与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实际上却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及下属的腐败视若无睹、置若罔闻。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并不同意上述的一些观点。毫无疑问，中国在将近30 年的反腐斗争中采取部分举措的目的的确是搞好公共关系，也并没有成功地抑制腐败，每个被逮捕的贪官背后肯定有更多的贪官，他们只是因为幸运或者得到了政治保护而免于被逮捕，这一点肯定是没有错的。而且我们得到的有关腐败的数据都是不完整的，无法知道真实的腐败程度，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我也认为，在中国，腐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如果说“有中国特色的腐败”以某种方式促进了经济增长，或者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腐败有本质性区别，我是不认同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有很多人预言中国的腐败将陷入失控的局面，但中国经济却一直保持着引人瞩目的增幅。由于经济学的传统智慧一直认为（而且实证研究结果似乎也证明），腐败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所以我们难免会问为什么日益加剧的腐败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的危害？为什么中国能够在腐败问题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