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的一大亮点。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如何设立，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运转，承接哪些职能，这些问题引发了各界热议。

    美国早在1947年就颁布《国家安全法》，明确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含义，对其组成人员进行了详细规定，还进一步设立了国防部长一职，建立起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情局。这个机构在60多年来发挥着重要作用。艾森豪威尔总统借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智力支持，成功指挥打破前苏联制造的“柏林危机”；打破中美关系坚冰的基辛格当时所担任的就是美国总统的安全事务助理（安全事务助理事实上行使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权）；老布什任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更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的地缘震荡控制到最低，并力压美国国会等多方面反对意见，推动与中国重新建立合作关系。

    毫无疑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运作经验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学习。而这个机构成立以来也出现过多次严重失误，甚至是惨痛教训，同样应该引起学习者的重视借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一书出自曾供职于克林顿政府的戴维·洛特科普夫。洛特科普夫不仅在任职期间近距离的审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公众知名度不高、但实际权力和影响力惊人的机构，而且还曾与基辛格、莱克等人直接共事，并掌握了大量翔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这本书梳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从设立至今6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揭示了美国军事、外交、国家安全领导机制的运转情况，直观的反映出每任总统任用不同背景、能力、国际战略意识的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其他幕僚带来的直接影响。

    书中揭示的一项重要经验在于，国家安全政策的规划决策要审慎，着眼长期，要避免被政治冲动所绑架。洛特科普夫在书中对艾森豪威尔给予了褒扬，认为这是一位“杰出能力常常被公众低估”的总统。这种褒扬是恰当的，艾森豪威尔是二战时期的盟军总司令，被世人视作打败希特勒的英雄，在美国国内外拥有极大声望。他在1952年参加竞选时，因此不必向美国选民开出虚假承诺，这也成为他能相当独立行使总统职权、规划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最重要依仗。而在1960年的总统选举中，肯尼迪猛批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政府以及尼克松本人对苏联、越南、古巴都表现出软弱，甚至承诺要直接干预古巴问题，改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话最终成为肯尼迪上任后的巨大束缚，不得不由此迎来“猪湾事件”的惨败、古巴导弹危机等严重事件。肯尼迪遇刺身亡后，他的“遗产”给替补上任的总统约翰逊带来了更大麻烦，美国发起了越南战争，霸权地位开始动摇。

    洛特科普夫也指出，要恰当的确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定位，以及与国家的其他权力机构的关系。美国总统的安全事务助理是事实上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但名义上不是，关键要看担任这个职位的人，与总统本人的亲疏远近程度。美国历任安全事务助理中，基辛格的名气最大，也最有权力，还一度兼任国务卿。在其他一些任职者中，权限就小得可怜，国家安全事务的决策权甚至被美国国防部长抢走。这种权力关系被证明带有相当的危险性。基辛格因为有尼克松的偏爱，可以抛开美国的外交首席长官国务卿，独自突访中国、苏联，还一手促成了越南战争的停战；但在卡特政府时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热衷于促进埃以和解等外交事务，却忽略了中东局势，最终造成了致命误判：伊朗伊斯兰革命和随即而来的伊朗人质危机。

    克林顿和小布什在领导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体系、发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职能作用中都暴露出严重不足，即基于意识形态和对前任的强烈反感，刻意采用与前任格格不入的政策。克林顿第一任任期内，中美关系恶化，美军在索马里遇袭，南斯拉夫地区冲突升级，连海地危机也捆住了美国政府的手脚。而在小布什上任之初，被赖斯誉为“最具战略眼光”的总统把国家安全政策的主导权交给了他的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切尼一直在为海湾战争未能打垮萨达姆而懊恼，决策注意力集中在中东，也因此让他和拉氏、赖斯都忽略了来自基地组织的威胁——20年前美国培植扶持的对象。甚至当反恐官员明确提交基地组织对美国航空、公共安全等方面威胁的警告报告后，切尼和赖斯仍然表现得毫无兴趣。这就告诉我们，确保国家安全，重要的在于发挥既有机构的职能，避免出现机构失衡和官员之间的过度竞争倾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