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分析了压制需求的思路不足以解决城镇住房紧张问题，而应当采取以增加供给为主的思路。下面，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住房建设用地仍有继续扩大的空间

　　近年来的经验已经表明，在城镇化过程中，距离城市中心区近的农村，可用于住房建设的土地的确已经越来越少，而距离城市中心区较远处，住房建设用地仍有较大的空间。因此，住房远郊化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那些地带仍有荒地、不宜于种植农作物的低产地和山坡可以利用。通过土地重新丈量和确权工作，可以修改或重新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把一些可以用于建设住房的土地纳入住房建设用地，采取土地先定价和先确定未来建设的技术、质量标准的做法，招标开放。同时着手道路规划和公共交通设施建设，新的楼群将成为未来的新居民区。根据已经结束的土地重新丈量和确权工作试点的经验，农业用地的实际面积是增加的。这样，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至于被突破。

    （二）老城区继续进行改造，棚户区和大杂院式的旧房屋继续拆迁，在空地上或置换而来的建设用地上新建适合人们居住的新居民区

　　对城市中的老城区来说，拆旧房盖新房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一方面，由于经费紧张，老城区的改造耗资巨大，在经费不足的条件下只有分期分批进行；另一方面，由于涉及的居民人数众多，其中既有城镇居民，也有农民工及其家属，既有已就业的，也有无职业的，此外还有一些孤寡老人、残疾人、留守儿童等等。拆迁和安置工作很费时，拆迁户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有的可以满足，有的无法满足，所以要做许多细致的工作，耽误时间不少。但不管怎样，这是一项必须进行的工作。

　　从我们调研过的辽宁沈阳、抚顺等城市棚户区拆迁和改造过程来看，只要规划完善，工作细致、认真，且拆迁后新住宅区使拆迁户基本满意，再之在就业问题上能统筹安排，成绩就是明显的。同时，拆迁后的新居民区内容纳的人数比过去增多了。

    （三）对新社区的建设寄予较大的希望

　　新社区建设是现阶段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一项创新。新社区的前身主要是各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它们通过旧房屋的拆迁、置换后盖成新房屋或翻修一新而成；它们是在园林化、环境治理、公共服务到位、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之后，改为社区管理而最终形成的。考虑到城镇化要符合中国国情，所以新社区被视为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后吸纳众多农民的“新城镇”。新社区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新社区内的商业、服务业、有特色的手工业、工艺品制造作坊或工厂日益增多，从而将不断吸引外地的农民前来，因为这里的就业机会多，生意兴旺，收入也多，外地农民认为在这里谋生比进城好，所以外地农民愿意在这里安家，扎下了根。

　　在贵州省毕节市所属的黔西县、大方县调研后发现，有些本村的农民住进了新屋，原来的旧宅本来是闲着的，现在当作出租屋，租给外地农民工住，他们或者在蔬菜大棚里做工，或者做起小买卖。这样，旧宅出租既增加了本地农民的收入，外来务工、经商的农民也有房子可住了，房租还比较便宜。

　　在北京远郊区的一些新农村或新社区，为了吸引外来旅游者，本地农民开办了一些“农家旅店”、“农家饭店”（统称为“农家乐”），人手不够，门前贴上“招工”的纸条。农家主人有厨艺的当了大厨，熟悉业务的当了经理、采购员。在店里当杂役、招待员的有些是外地来的农民，他们有的连家属都带来了，在村里租了房住下。可见，新农村或新社区在吸纳外地农民方面是有潜力可挖的。今后可以设法进一步扩大它们的这种吸纳外地农民的能力。

    （四）妥善处理农村“小产权房”问题

　　在距离城市中心区不很远的近郊，近些年来出现了所谓的“小产权房”。“小产权房”之所以出现，基本上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探讨其原因。

　　从需求方面分析，“小产权房”向谁销售？是向城镇居民销售，因为城镇的房价一再攀高，城镇中等收入阶层也难以购买，何况收入较低的家庭呢？此外，农村的“小产权房”除了充当一些城镇居民的第一套房，还有作为城镇居民第二套房的，即某些城镇居民上班时住在城区狭小的第一套房内，休假日或闲暇时喜欢到农村来生活，或者为了便于写作、绘画等而住在农村的第二套房内。外地来大中城市经商的，也有购买农村的“小产权房”作为住所的，一是购买“小产权房”比经常来大中城市住旅馆要省钱，二是还可以兼作临时货栈和仓库。总之，对“小产权房”的民间需求是旺盛的。

　　从供给方面分析，“小产权房”来自何处？不排除农村中有人多占土地，多盖住房，供出售之用。多占地、多盖房的，不乏过去的村干部及其亲属，甚至也有现任的村干部及其亲属。这些都是违法的行为。但较多的仍是农民在分给自己的宅基地上所建的房屋，这些房屋按规定是不许出售给外地人的，但农民违背了规定，把这样的房子当作了生财之道。农民作为“小产权房”的供给方，不需要登广告，也不需要做什么宣传，只需要坐在家中，自有需求者找上门来，谈妥价格就成交。需求量大，所以“小产权房”的价格也呈上升趋势。

　　对于“小产权房”，目前采取的主要对策是取缔和勒令收回。措施是刚性的，不容许讨价还价。但在实施时，往往遇到困难，只得拖延下来。例如，强制废除当初供需双方签订的“小产权房”交易合同容易，但把住户（购房者）赶走，却十分困难。又如，刚签好“小产权房”交易合同，需求方已付房款，但尚未迁入居住，交易合同停止执行，需求方要求供给方退回购房款，供给方已把房款移作他用，还不出钱，或不愿还钱，怎么处置又是一个难题。再如，当初“小产权房”交易时，是经过村干部同意的，所以供需双方才敢于交易，现在上级政府重申禁令，指出“小产权房”是违法的，那么谁来承担责任？谁来承担交易后的损失？最后，如果一个村有若干件“小产权房”纠纷，涉及若干户农民和购买者的利益，怎么办？互相观望，要处理就应一视同仁，但这样一来，村里就不安定了。结果，依然悬而未决。

　　所有这些，都是土地确权工作开展以前就产生的纠纷。土地确权之后，农民有了房产证，对于他们处理宅基地上自建的房屋，包括自主转让这些已有产权的住宅，多数人认为可以这样做。当然，有人持不同意见。有的地方采取如下的对策：不再提“小产权房”问题，而只问农民自建房屋所占用的土地是否本人的宅基地。如果建房的土地确实是农民自己的宅基地，并且符合“一户一地（指宅基地）一宅”的原则，那么就不再限制农民住宅的流转了。这是因为，转让这样的个人住宅，并不损害他人的权益，何况还能缓解城镇住房紧张和供给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