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1年，经济学家厉以宁与其学生孟晓苏（企业家）、李源潮（国家副主席）、李克强（国务院总理）等人合作创作的《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问世（排名以参与创作的章节顺序为序）

　　在书中，厉以宁详述了股份制改造、价格开放政策、城镇化建设等问题，他主张建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政府与有效市场。他说，有效政府，就是政府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有效市场，就是市场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政府能够做市场也能做的，就要给市场；政府该做的就是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比如收入再分配，政府就应该帮助。这样才能够摆正市场跟政府的关系。

　　时至今日，83岁的厉以宁又有新书《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即将面世。适逢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经济社会再次迎来重大改革契机。为此，记者近日对厉以宁进行了专访，畅谈中国双重转型之路。

　　双重转型内涵

　　问：你的新书《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即将出版，请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和你对这本书的基本观点。

　　厉以宁：这本《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在我的写作计划中酝酿已久，而且断断续续写过一些章节。最终决定写成全书，大约始于2012年9月，到现在（2013年7月）完稿，花了10个月左右。

　　我自己认为，这是继《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初版）之后，又一本关于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个人代表作。本书的思路同《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样，仍以产权改革为核心，讨论土地确权、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民营企业的产权维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化、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社会资本的创造等问题。在结束语“中国道路和发展经济学的新进展”中，谈到了中国经济学家的集体介入，使发展经济学拓宽了研究领域，增添了新的内容，并阐明了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实质上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经济学。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集体对发展经济学做出的贡献。

　　问：“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中“双重转型”是指什么？

　　厉以宁：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了双重转型阶段。双重转型是指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结合或重叠。

　　什么是体制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什么是发展转型？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

　　两种转型的结合或重叠是没有前例的，也是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没有讨论过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过去不曾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只出现发展转型，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向工业社会。而1979年以后的中国则不同，一方面，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以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是体制转型；另一方面，要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使中国成长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就是发展转型。

　　双重转型经验

　　问：1979年至今，您认为中国在双重转型之路上积累了哪些经验？

　　厉以宁：我总结了八点，其中体制转型是双重转型的重点。

　　在双重转型中，重点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并要以体制转型带动发展转型。这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经济的束缚和限制是全面的，既包括城市，又包括农村；既包括工业，又包括农业；既包括城市居民，又包括农民。如果不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限制，中国不仅不可能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且中国转型的目标（使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也是无法实现的。

　　其次，在双重转型准备阶段，必须解放思想，清除计划经济理论的影响，否则改革与发展都寸步难行。1978年中国所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进而启动了改革和对外开放。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又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和发展的快车道。因此可以说，中国双重转型在短短的30多年内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果，同“思想先行”是分不开的。

　　第三，产权改革是最重要的改革。在双重转型中，必须把产权问题放在改革的首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权模糊、投资主体不确定、投资方的权利和责任不清晰是改革的主要障碍，也是发展的巨大阻力。因此在体制转型中，产权改革是突破口，是主线；在发展转型中，产权界定和产权清晰是动力源(行情,问诊)泉。对广大农民来说，土地权益需要确定，住房产权也需要确定，而且确权工作应当落实到户，这既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也能使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用于改善生活、扩大再生产和创业。

　　第四，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民生。在双重转型中，一定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缩小地方收入差别的重要途径。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就业是重中之重。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双重转型中需要认真解决的迫切问题，所以在转型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就业问题。同时，由于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所以经济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经济增长率过高当然不行，如果经济增长率偏低，则会产生更大的就业压力。再说，扩大内需同改善民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唯有扩大内需才能使中国经济增长逐渐转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第五，必须不断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在双重转型中，要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是鼓励自主创新。如果自主创新不足，产业迟迟未能升级，企业的竞争力不足，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必将丧失自己的市场份额，或者又会回到过去依靠资源出口、初级产品出口以获取外汇、进口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境地，这就难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自主创新的成效既取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取决于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激励。人力资源政策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得到更有效的贯彻。

　　第六，必须不断提高经济质量。相对于较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而言，环境压力在中国显得更为突出。中国在双重转型中，必须重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1979年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更加重要。经济增长的质量高低，除了结构的优化是标志之一外，还有另一个标志，这就是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资源合理利用和清洁生产。环境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共有的，资源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共享的。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我们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七，城镇化是今后若干年内最有潜力的投资机会。城镇化率的提高是双重转型的成果，同时也是继续实现双重转型的助推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化的进度是异常缓慢的，甚至在某些年份还出现了“反城镇化”的趋势，即不但不允许农民进城，而且还把一部分城市居民强制迁入农村。直到双重转型过程开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提高城镇化率已是大势所趋。城镇化将是今后若干年内最有潜力的投资机会和扩大内需的机会，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继续以较高的速度推进。

　　第八，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双重转型中，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仅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更主要的是为了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包括调动民间资本的潜力。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都不应是国家的方针。国家的方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同发展，它们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进而形成双赢的格局。这既是对经济增长最有利的，也是对社会安定和谐最有利的。

　　以上八项经验说明了中国双重转型之路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总的说来，这些经验表明了这样一点：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根据国情进行转型，什么经验都不会产生，也不会有“中国道路”。

　　预调和微调并重

　　问：你在《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一书中讨论经济运行中的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之间的关系时表示，要通过深化改革，让内生力量起主要作用，而外生力量则起辅助性作用。何谓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

　　厉以宁：内生力量是指一种体制及其所具有的机制所发生的作用。改革就是为了清除新体制或新机制建立过程中的障碍和阻力。

　　外生力量是指外界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的某种力量，它从外界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或对经济活动进行刺激，或对经济活动进行抑制。改革就是为了把外生力量的干预减少到正常的程度，不要让外生力量的干预削弱体制及其具有的机制所产生的自我调节作用。

　　问：你说，双重转型中的宏观调控应以微调和预调为主，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厉以宁：问题首先在于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政府调控经济的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都带有局限性。经济中的变量过多，这些变量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经常是不确定的、难以准确预测的。而且政府掌握的信息始终有限，政府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掌握全部信息，即使在较长时间内可以掌握较多的信息，但客观形势在较长时间内可能已经发生变化，政府所掌握的信息中肯定有一部分已经过时。因此一般来说，政府总是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作出决策的。这就是政府在宏观调控中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之一。

　　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是：政府的博弈对手是公众，政府在同公众的博弈中通常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是因为，政府只有一个，而公众则有千千万万；公众的千千万万双眼睛都盯着政府，政府却无法把眼睛盯着千千万万的公众。于是就必然形成了如下的格局，即政府有政策，公众有对策，或者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公众人数众多，每个人，无论是投资者、消费者，还是储蓄者，都根据自己的预期选择自己的对策，从而抵消了政府政策的效果。这表明，来自方方面面的公众的预期和对策，会使政府趋于被动。

　　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就是：由于政府总是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作出决策的，以及由于政府政策的推行总是处于同公众博弈中的被动地位，所以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往往会力度过大，矫枉过正，因此造成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一管就死”是因为政府总是相信自己的力量，所以一紧缩，就把经济搞死了，企业就失去活力；“一放就乱”也是因为政府事后感到紧缩过度给经济造成了损害，于是从紧缩转向放松，而一放松，投资过热，信贷膨胀，通货膨胀又来了。于是政府又感到再度紧缩的必要。

　　在双重转型中，这种时紧时松、时“死”时“乱”的现象之所以一再发生，既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善，又由于政府职能未能正确定位。

　　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在双重转型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政府职能更应正确定位，切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认为政府是万能的。政府要遵循市场规律，不要打乱投资者、消费者、储蓄者的正常预期，宏观调控不宜大升大降、大紧大松、大起大落；否则，会导致经济中出现大量泡沫，经济中的泡沫甚至会突然破裂。这些都会使经济遭到伤害，并使公众对宏观调控失去信心。

　　经济运行中会出现运行不正常的预兆，即使政府掌握的信息始终是不完全的，但通过筛选，仍会发现经济运行不正常的预兆。所以今后政府的宏观调控应当重在微调，并且要尽可能少采取总量调控措施，而要以结构性调控措施为主。与总量调控措施相比，结构性调控措施所引起的震荡较小，效果会更显著。

　　今后在宏观调控中，除了应当重在微调外，还应当采取预调措施。宏观调控起始时机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过去，宏观调控起始时机往往滞后，宏观调控结束时机更可能滞后。这两种滞后都会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失，也会给后续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增加困难。

　　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调控原来只是以调节总需求为目标，这主要适应于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短期调节。自20世纪70年代起，由于美国经济发生了滞胀，单纯调节需求不能解决问题，仅仅着眼于短期调节也是远远不够的。于是美国在先，其他国家随后，宏观调控由单纯调节总需求转为需求调节和供给调节并重，由短期调节转向短期调节与中期调节并重，以及由总量调控转为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并重。这已经成为当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惯用的调控方式，可供我们在双重转型中借鉴。

　　在中国，宏观调控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不仅所掌握的信息不完全，更重要的在于政府没有对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认真筛选，从而易于被各地区、各部门报喜不报忧的假象所迷惑，而经济运行中的许多真实情况却不一定能被政府所掌握，这样，宏观调控的时机往往滞后。在今后的宏观调控中，政府应当汲取以往的教训，要尽可能掌握经济中的真实情况，并把预调放在重要位置上，做到预调和微调并重。

　　限价政策的局限性

　　问：无论在上世纪90年代的著作中，还是在《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这本书中，你都谈到了价格问题。在宏观调控之下，限价政策局限性体现在什么方面？

　　厉以宁：既然我们要继续体制转型，那就必须懂得限价政策的局限性，因为这是破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手段。加之，在经济生活中，商品价格总是相互影响的，也是互为成本的。在宏观调控中，有时为了控制某种商品价格的上涨而采取对该种商品限价的政策。经验表明，限价政策只能短期有效，但给经济带来的损害却是不可低估的，因为限价政策实行的结果是，结构失调现象必然更加突出，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全部商品价格都受到管制，这是做不到的；能够做到的，不过是对某些商品的价格采取限价措施。这样一来，在商品互为成本的条件下，在其他相关商品的价格可以浮动时，某些商品的价格却被冻结了，那只能使被冻结价格的商品减少供应量，使产业链断裂，使结构更不协调，进而给经济运行带来一系列后遗症。

　　资源价格的管制所造成的后果是同样的。资源绝对不可能做到无限供给，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莫不如此。中国劳动力资源虽然比较充足，但如果按年龄、技术工种、专业水平、居住地区来分类，依旧是有限供给的。所以从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角度来考察，不能完全按市场需求来制定使用和分配规则，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配额管理。但配额管理的利弊并存，不能随意使用，否则对经济运行不利。配额管理的弊病中还包括了“寻租”活动的盛行，即掌握配额分配的部门和官员易于利用配额分配的权力捞取不正当的利益，而且靠行贿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转让配额指标而获利。配额不一定是在公开、公平、公正的条件下实行的，这将会大大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并严重挫伤一些企业的积极性。

　　当然，资源产品的价格有特殊性，为此，应当考虑到资源有限供给的现实性。配额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起到一定作用。除了要贯彻“公平、公正、公开”三原则，还应看到配额管理的长期效应，即配额制会导致双轨价格制的长期存在，甚至会导致正常的产业链断裂，扭曲结构现状，甚至使结构失调更严重。对于资源产品价格不合理之处，最有效的对策是推进资源价格体制的改革。只有通过这一改革，使资源定价趋向合理，才能避免资源价格不合理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这再一次证实了体制转型在双重转型过程中的首要作用。

　　此外，还应当强调，双重转型过程中，政府应当以有效管理为目标，市场应当以有效运行为目标。有效的政府是指：政府应当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有效的市场是指：市场应当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凡是市场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由政府去做。这样，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就协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