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准确来说，是二战结束前的几十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灰暗的阶段。这一时期比以往任何文明史时期，有着更多更残忍的杀戮。两次世界大战是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以密集的频率展现了现代文明国家相互攻击和自我毁灭的疯狂。

    二战之后，美苏对峙多次拉响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警报，就是因为先前的世界大战的教训足够惨烈，才遏制了不负责任的战事第三次全面蔓延。尽管如此，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巴尔干危机，以及发生在前苏联、柬埔寨和非洲、拉美一些国家的政治高压和种族屠杀，也制造了相当惊人的伤亡和屠戮。

    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动乱世纪中，汲取怎样的教训？上演动乱世纪的原因，我们究竟有没有有所公正的认识？

    一战为什么按理说不该发生？

    一战并不符合人类在刚跨入20世纪时候，对世界的期待。英国等欧洲国家对世界其他大洲的统治及变相控制，在当时看上去是相当稳固的，并且经过几个世纪的掠夺，殖民统治本身开始变得文明。以英国为例，这个国家甚至尝试用帮助建立法治体系、代为培养殖民地本土精英并由后者代行管理职责的方式，来维持日不落帝国体系的继续运转。

    如果战争（一战）没有发生，想必分析人士可以得出以下原因：

    首先，在欧洲大陆，除了德国之外，沙俄等其他君主国家都陷入了显著的衰落，这不是指经济上的完全衰落，而是指统治阶层的控制力变得薄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意味着这些国家战争动员能力的下降。事实上，一战打响时，所有主要参战国都并没有做好周全的战争准备，对战争的残酷性和长达四年的周期也毫无思想准备。

    其次，英国和欧洲大陆上的若干个君主国家，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姻亲关系，德国皇帝、俄国沙皇、英国女王、奥匈帝国皇帝及其他王国的君主都是近亲，德国皇帝还曾致信俄国沙皇，希望欧洲王室团结起来以重视黄种人的崛起，避免白种人再度迎来古代和中世纪时遭遇过的几次“黄祸”。

    第三，19世纪是个战事极少的世纪，欧洲国家之间形成了运作良好的争端调解机制，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机制还将继续发挥其作用。

    第四，当时的全球化贸易体系，促成了后来成为主要交战国的若干个国家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金融寡头也不希望欧洲上演大的战事。

    第五，工人运动在欧洲的蓬勃开展，形成了看似强大并能在所在国家遏制战争发动的反战力量。

    一战又为什么还是发生了？

    以上这么多阻遏因素，也没有避免一战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打响，并从区域战争迅速蔓延为了世界大战。这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除此之外有哪些偶然原因？我们应该从世界大战中吸取哪些教训？而今还存在诱发新一次世界大战的可能吗？对这些问题，世界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和商学院金融学双科教授尼尔·弗格森在其所著的《世界战争：二十世纪的冲突与西方的衰落》一书中，还原了19世纪末至一战发生期间欧洲、美国、日本等战争策源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文化等场景，给出了解答。

    尼尔·弗格森认为，一战发生与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被刺的象征性意义有关。19世纪没有发生大战，却催生了民族国家意识（经多次国际会议推动确立），多民族帝国渐趋瓦解为单民族的民族国家，问题是欧洲大陆的许多区域内各民族居住分散，不可能高度精确的划分出真正单民族的国家，这就产生了新兴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以及残存、衰落却不失军事威势的旧帝国与新兴民族国家的尖锐对立。

    这种矛盾和对立直接催生了频繁的族群冲突，日后在一战、二战、巴尔干危机期间上演的族群大屠杀，其实在一战之前就有了若干次预演。斐迪南大公被刺，刺杀者（塞尔维亚青年）踩在了触发国家冲突、文化冲突的“断层线”之上，接下来才是奥匈帝国、沙俄、德国、法国、英国一连串莽撞扩大冲突范围的决策。欧洲诞生于19世纪末至一战之后被扶持建立的若干个民族国家，晚至20世纪90年代仍不可避免滑向巴尔干危机，再演族群屠杀；而类似的矛盾和冲突机制在其他大洲的部分区域同样存在，迄今并没有很好的从根本上消弭仇恨的办法。对此，世人仍有必要保持高度警惕。

    族群差异演化为族群冲突的教训

    当然，一大批新的民族国家诞生，以及相应的民族主义萌生，尚不足以让各国公众都陷入歇斯底里的仇杀，更不能让英法德俄等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大国也加入到乱战行列。尼尔·弗格森在书中揭示的另一项埋下国家、民族仇恨的原因，也同样值得今天的人们引起注意。

    心理学家揭示，人们倾向于善待与自己拥有同样身份标签的其他成员，对跟自己有着不同特征的人们则敬而远之。这种倾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当时盛行的优生学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误导成为了族群仇视。

    《世界战争：二十世纪的冲突与西方的衰落》书中介绍了我们而今很难相信曾经存在过的、欧洲和美国普遍推行过的严禁跨种族通婚的法令，这些法令不可思议的流行开来，被视为保持某个种族、民族血统纯洁性的保障措施。在当时，欧洲国家特别是诞生了一大批新的民族国家的中东欧，种族、民族间杂居和相互通婚程度很高，“血统保卫”说、“文化基因”说让乡里、邻里甚至家庭内部都开始上演冲突。

    还不容忽视的是，在当时，包括老牌欧洲国家和新兴民族国家在内，各国为了转移社会矛盾，都在纵容甚至主动制造本国主要民族中下阶层人士对犹太人的仇恨。国家、种族仇恨渐渐强化，在一战最后阶段之外的各时期战场上，交战国军队甚至拒绝接受对方士兵的投降；我们还能想起的是，一战后期，美国政府为了解除本国国民普遍厌战的心理，率先引入了新诞生的传播学理论，在国内对假想敌德国开展了有效的妖魔化宣传。

    来自科学（学者论证）、政治作用、民间等方方面面的推力，加深了仇恨，让冲突一旦形成就逐渐升级，并使得试图终止冲突的努力常常受到了中断。毫无疑问，这使得冲突、战争损失最大化，堪称最不理性的选择。近年来世界各地仍屡屡出现与诱发一战相类似的矛盾、冲突升级链条，也表明百年前的那场世界大战的教训还没有真正发挥出应该发挥的作用。

    矛盾只能消弭而不应掩盖

    一战的闭幕，并不是战胜国在战场上取得了对战败国的绝对优势，而是战败国先一步迎来了“打不下去”的困境。但可惜的是，除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其他战胜国均没有意识到即便再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力量，在世界战争面前也显得脆弱的定律。战胜国基于不切实际的自信，开展了对战后世界格局的重新确定，德国等战败国受到了彻底羞辱和部分肢解，大国寡头们一方面放纵了日本的远东扩张野心，另一方面轻视了引燃欧洲国家和民族之间冲突的根本原因，继续推动多民族帝国分解为多个单民族国家的进程——这三大动作，经二十年的发酵，让更为惨烈的二战降临到世界。尼尔·弗格森在《世界战争：二十世纪的冲突与西方的衰落》书中也不无惋惜的指出，一战后建立或恢复建立的民族国家，都上演了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及犹太种族的压制，但大量的流血冲突却没有引起当时的几个大国的重视，更谈不上介入干预。

    一战和二战之间所谓的“和平二十年”，对于卷入了这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国家来说，并不是安宁繁荣的二十年，相反，成为了让先前矛盾得到进一步发酵和积蓄的重要周期。经历了漫长通胀、萧条和动荡的德国主动拥抱了纳粹，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也饱受质疑，苏联采用类似英法16-19世纪殖民统治的方式在本国建立了高压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危机让欧洲许多民族国家效仿德国和意大利走向了独裁。英国则试图推行一种花费最少成本而在全球范围内维持对其最为有利的和平，即后来被耻辱写入史册的绥靖政策，包括对日本、意大利、德国的扩张野心的纵容，以及在西班牙等国家上演叛乱者颠覆民主政府的个例。

    纳粹德国让相当多的犹太人迎来了噩梦。但必须指出的是，排斥乃至默许民间清理、杀害犹太人的国家，在当时并不只包括德国。而官方和民间排斥力量相对较弱的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在当时对本土犹太人、外来各种族移民的政策态度也很不友好。尼尔·弗格森认为，这正是相当多德国犹太人面临日渐临近的压迫，却无处可去的重要因素。

    在尼尔·弗格森看来，德国和日本之所以在二战中战败，是因为秉承一个共同的、不切实际的愿望：建立一个旧式的帝国。如前述，英国的殖民统治在19世纪末已实现了很大改变，同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谋求战略控制地位的美国也很少采用直接占领、瓜分他国的方式。但是，德国和日本都希望扩充所谓的生存空间，让被占领区域的人们减少生育、陷入穷困和愚昧，与之同时鼓励本国（本民族）公民大量生育；他们的美梦是，等到几十年之后，被占领区域的主体民族就将变为德国人或日本人，完成帝国的真正扩张。这也是德国和日本热衷对被占领区域民众展开毫无军事意义的屠杀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为日本侵略翻案、甚至幻想日本占领会为当时的普通中国人带来更好生活的历史空想家，迄今还在受到日本法西斯二战战时欺骗宣传的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