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吉恩·卡拉汉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当今国际学界公认，奥地利学派是经济学众多流派中经受住了长时段政治、经济、商业史实考验的学说。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15世纪，当时，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教书和写作的人中，有些是圣托马斯·阿吉纳的追随者，他们试图解释个人行为如何创造社会秩序。这些晚期经院哲学家察觉到了经济规律的存在。此后的几代人经过努力，发现并解释了供给和需求的规律、通货膨胀的原因、交换汇率，以及经济估价的主观性质。所以约瑟夫·熊彼特称他们为第一批真正的经济学家，比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还要早。晚期经院哲学家是财产权、契约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们称赞商业对社会的贡献，反对征税及管制价格和商业机构的做法。作为道德神学研究者，他们强烈要求政府也必须服从道德规范。

　　奥地利学派演进发展史上产生过很多影响深远、贡献重大的学者，比如里夏尔·康蒂尔，他于1730年写下了第一篇通论性质的经济学论文：“论商业的性质”。他视经济学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通过“思想实验”解释价格的形成，他指出：（过量）增发货币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一点一点扩散开来的，同时这种扩散会扰乱价格体系。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个著名的先驱是阿内·罗内尔·雅克·杜尔哥，他的成名作为困惑古典经济学著名的钻石和水的悖论提供了解决方案。身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拥护者，他主张废除与政府有牵连的行业的所有特权，比哈耶克早两个世纪注意到了“此时此地的特定环境”的重要性：“无需证明，每个个人才最有资格判断如何最有利地使用其土地和劳动力。”在杜尔哥的影响下，18和19世纪法国涌现出众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其中的佼佼者要数让·巴蒂斯特·萨伊和克劳德·弗雷德里克·巴师夏。萨伊是最早探讨研究经济学方法的人，他创立了确定资源价格的生产力理论，确定了资本在社会分工中的角色，此即“萨伊定律”：如果容许价格变化，自由市场上不可能发生持续的“生产过量”或者“消费不足”。巴师夏，一位有影响力的经济记者，进一步分析说：非物质的服务和物质财富一样，都要受经济规律的制约。在巴师夏发表的众多经济讽刺论文中，最能传世的是他对所谓“破窗理论”之谬论的解剖抨击：人们往往只考虑一项行动的眼前可见的利益，失于考虑不可见的、长期的成本。而巴师夏认为，经济学“不要仅仅根据可见的东西来判断，更应该根据不可见的东西来判断”。好的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越过“看得见的”去搜寻“看不见的”，注意到花钱修理窗户的人本可把这笔钱用于对他更为有益的事。他还进一步指出，人的行为只能在时间中进行，开始实施行为与该行为最终产生的可辨识的连续反应之间的差距往往非常显著。如果我们想要重新安排社会关系，就不能仅仅考虑改革的当前效应，而是必须探索它在时间中逐渐扩展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常有“南橘北枳”、“龙种跳蚤”现象，有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也常提些“挖坑填坑”的政策建议，政府中人也有“拆房建房”的冲动偏好，不能不说，巴师夏先生的以上高见对当今的中国社会来说依然有启迪警示作用。

　　要论对当世影响最大的奥地利学派巨人，当非哈耶克莫属。他的《通往奴役之路》、《法律、立法和自由》如今已成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哈耶克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反对者，他坚信，没有理由认为在实现计划协调上政府能比追逐利润的企业家做得更好。他也一再警告政府扩张信用的危险性，并预测到了经济金融危机即将到来。

　　奥地利学派紧跟时代，观察经济世界，研究人的行为，经济周期理论是其发展至今最为成熟的成果，它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现代经济体系在繁荣与衰退之间循环变化。司机代表企业家，汽油是经济中可利用的资源总数。穿越沙漠的行程是生产过程中的某段时期，乘客代表消费者。乘客选择车内空调的温度类似于消费者以放弃储蓄为代价，在现在进行的消费的数量（也显示他们的时间偏好）。巴士的速度就是企业家承担的投资支出数额。最终目的地就是通过尽可能多满足消费者的愿望以实现经营业绩的最大化。而正是中央银行——比如美联储——偷偷摸摸上了车，篡改了消费者的真实选择数据。中央银行篡改的正是市场获知的消费者的平均时间偏好，即基源利率。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可以告诉人们，社会通过他们的储蓄可形成多少能利用的资本，即通过减少空调的消费，巴士还有多少汽油可用。然而，当中央银行人为降低利率，释放流动性，企业家作为司机以为这会给巴士注入油料，于是他们开始制定计划，扩张生产，乘客，即消费者也不会有忍受闷热而为司机节约油料的想法，他们也倾向于最大化使用空调，即提前透支消费，所以最终结果必然是经济危机，穿越沙漠的努力失败，令市场陷入油尽车停的困境。

　　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中，美联储既是把那些大酒杯倒满酒水的人，也是在派对盛宴开始时取走大酒杯的人。换言之，美联储既制造了虚假的非理性繁荣，又制造了真实的非理性危机。美联储用低息贷款将派对的气氛推向高潮，在灾难来临前又不得不切断所有人的资金来源。在这个派对圆桌的四周，企业家变得更善于观察美联储的行动，美联储也变得更善于观察企业家的行动。企业家和美联储犹如进入了一种打牌游戏，由于有美联储的存在，企业家又分化为两类。奥地利学派用A类企业家和B类企业家的不同来解释企业家不同的风险偏好，并说明货币制造虚假繁荣和有储蓄支撑的经济扩张的根本不同。奥地利学派还指出，央行释放的流动性还引致另一种结果：经济中新货币的创造除了改变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还不可避免地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那些首先获得了新货币的人会得到益处，那些最后获得新货币的人会受到损害。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将经济学建立在人类选择的基础上，他们认为，只有个人才能做选择。无论何时，在分析我们通常认为的团体的“选择”时，我们都会发现，其实还是一个或更多的个人在选择。奥地利学派强调个人的选择，更强调个人之间的合作，米塞斯说：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定理是“一个普遍原理”，“适用于全部的人类合作行为”，所以“最好将它命名为合作定律”。“合作定律”证明，即使撇开道德上的因素，通过劳动分工和自愿交换合作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奥地利学派还认为：在很多重要方面市场竞争都迥异于竞赛和战争。市场过程并不挑选“胜利者”和“失败者”：它的存在使得大家都可以在生产体系中找到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每个人都能最大程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奥地利学派还驳斥了国际市场会使一国与另一国对立的观点：如果日本或中国变得比美国更加富裕，那么美国也不是输家。任何地方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与该地方在经济上连城一体的所有人都是有益的。市场作为自愿交换的网络这一性质，隐含着每一个参与者都必定认为他会从一项交易中获益，否则他就不会参与该项交易。奥地利学派对企业家精神的推崇在众多经济学派中最为夺目，他们认为所有人的行为都有着企业家的方面，不仅仅是那些经营企业的人才拥有。企业家精神甚至体现在消费行为之中。企业家精神就是在计划一个人的行为时为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做出的努力。

　　今天我国的精英们大多喜欢凯恩斯主义，喜欢政府干预，迷恋宏观调控，喜欢挖坑填坑扩大就业制造GDP数字。在这种情形下，笔者以为我们尤其需要多读读奥地利学派，至少它能让我们透过凯恩斯主义的实践者各国政府及其央行舞动的货币这块“飘扬的面纱”，看清真实的经济，帮助我们辨识一国、一地经济体质量的高低、虚实、优劣。而奥地利学派众多学者既不迎合世俗流见，也不迎合精英政客，既善于诊断经济学谬论，也敢于解剖政府政策失误的精神，在今天我国的经济理论界，更有其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