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凯恩斯主义和货币派交替误导中国

　　凯恩斯主义的全部理论基础都是建立在三大假设基础上，边际报酬递减、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货币流动性偏好。如果这些假设都正确，需求不足一定会周期性出现，因此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必须阶段性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才能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

　　而货币主义则坚信一切通胀归根到底都是货币原因造成的，因此只要物价指数超过他们的舒适点，他们就毫不犹豫地要求政府紧缩货币。

　　在以上两种思想的交替指导下，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中国决策部门就会高举凯恩斯主义的大旗，拼命刺激“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就会举起货币主义的大旗，拼命紧缩“踩刹车”——频繁地踩油门和踩刹车的结果，中国经济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也越来越短。

　　在每一轮财政和货币扩张中，传统产能过剩等经济结构性问题都越来越严重，中国经济对政府投资、低端出口的依赖都越来越强；而每一轮剧烈的紧缩，都伴随着金融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的大批倒闭和股市的剧烈下跌。

　　此外，一旦决策部门把频繁的周期性调控政策当成其日常专职工作，就会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和长期增长动力问题视而不见，任其不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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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中国经济整体平稳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本不是来自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刺激，物价得到控制也不是货币主义的功劳。

　　就增长而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源自中国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进程、资本和资源的持续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改进——任何内部或外部的力量都不可能压制这种强大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印度人说，我们的经济是在政府睡觉的时候偷偷增长的；中国呢？人们的确看到“政府之手”粘在中国经济列车的尾部，但到底是这只手在推着列车前进，还是列车在拼命挣脱这只手的控制而前行？

　　可怕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看清了凯恩斯主义危害的同时，却错误地相信了货币派。比如，坊间流传的中国超发了多少万亿货币，并严厉要求政府长期保持偏紧的货币政策，以防止通货膨胀。问题是，中国从90年代中期就逐步进入了“过剩经济”阶段。在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怎么可能有严重通货膨胀？货币主义同凯恩斯主义错误的根源同样在于他们只看到硬币的一面——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币的另一面——供给。事实上，只有超出过剩产能的货币量才可能造成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连“单位产能货币供应量”都不去计算的货币派，怎么有资格谈论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呢？

　　事实上中国90年代中期以来的每一轮所谓通胀都只不过是“食品通胀”，而食品通胀的根源在于粮食、蔬菜和猪肉的周期性供给波动。尽管任何的货币紧缩都不能帮助母猪生小猪，但是货币派们照样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在母猪大批生完小猪、小猪长大、猪肉价格大幅回落的时候，庆贺他们紧缩货币、从而控制猪肉价格（China Pig Price）的光辉业绩，却从来没有人为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和股市暴跌承担责任。

　　好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厌倦了这种来回折腾，甚至玩游戏的人自己也厌倦了在上下一两个百分点的GDP增速和物价波动范围内，一会儿踩刹车，一会儿又踩油门。

　　然而，这些人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调控之手，却并没有放弃其对中国经济的不良影响：比如，当他们意识到其调控范围越来越窄，甚至玩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宣称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分析框架，出口不可能长期高速增长，投资也不能长期高速增长，消费还面临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经济增速回落不是很自然吗？

　　此时，货币派的也站出来帮着说话，“过去的高增长是印钞票造成的虚假繁荣；印钞票长期不能促进增长，所以中国经济高增长结束了。”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代，真的结束了吗？

　　二、供给创造财富，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的被埋葬，在美国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尽管“二战”以后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罗斯福新政”的确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持续扩张需求而忽视供给能力的增长，终于使得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于“滞涨”的困境。

　　在中国，凯恩斯主义的三大假设其实都是不成立的：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报酬递减、货币流动性偏好等三大假设只存在于传统经济的传统产业领域，而在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城市化、工业化阶段，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起飞经济而言，新技术、新产业、新需求、新资产结构都会阻止居民消费倾向递减，提高边际报酬，改变货币流动性偏好，推动经济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断进化，因此用凯恩斯主义“三大定律”来长期看空中国是不正确的。

　　用投资、出口、消费的总需求的分析框架看空中国同样是错误的，从本质意义上讲，需求仅仅是价值实现的条件，供给创造财富的能力，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确切地说，制度、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五大财富源泉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中国80年代的经济飞速增长，很大程度上都是制度变革的结果。最典型的案例是农村“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农村总人口、技术水平、耕地面积、资本等其他要素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仅承包制的改革就带来多少粮食产量的提高？

　　所以说，制度本身就是财富的源泉，制度变革也是生产力。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不健全，中国的制度还孕育着巨大的改革空间，那些垄断的、管制的、国有的低效率部门一旦涌进自由市场经济的空气，就如同80年代、90年代改革一样，一定能焕发出巨大的经济活力。

　　另一个能够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是人口要素。根据中国当前农村人均产出和城市人均产出比较可以发现，每一个劳动者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其对GDP的贡献增加5倍以上。那么，城市化率刚刚50%的中国，还将有数亿人口进城市的中国，高增长时代怎么可能结束呢？

　　再比如资本，中国无论外汇储备还是国内居民和企业储蓄，都让那些发达国家羡慕。可是我们的这些丰富资本都充分“就业”了吗？为什么作为全球资本最丰富的国家，我国的企业和资本市场却如此的资金紧张？为什么在全球资本最丰富的国家，高利贷泛滥成灾？中国的金融系统到底是在储蓄者和企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还是挖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要素的解放，将带来多么巨大的增长潜力？

　　当然还有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无论是全球技术向中国的转移，还是中国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都还有巨大的空间，能够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最后是土地和资源，中国不仅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解决资源投入的问题，而且更面临着软财富时代的巨大机遇。农业生态财富的创造受制于耕地资源限制，工业硬财富的创造也面临着地球资源的约束，而以信息产品、知识产品、金融产品为载体的软财富创造却不受任何资源约束，只依赖于人的思维创造。类似于微软、苹果、Facebook这样的财富创造难道还会受到土地和地球资源的约束吗？

　　可见，如果能够把眼光从短期需求移开，分析一下供给层面，就会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充满信心。事实上，连凯恩斯本人都知道，他的理论只适合短期经济周期分析，而不适合长期。当有人用长期问题来质问凯恩斯的时候，他幽默地并有些偏执地说“长期？长期人们都死了。”所以，对于那些用凯恩斯主义三大需求来分析中国长期增长的观点，连凯恩斯本人都会反对。

　　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长期持续经济增长动力均来自于供给端的革命性突破，而绝非现有经济结构下的总需求管理。200年前人们对一匹更快的马的需求或许是有限的，殊不知汽车的诞生又能够创造多少交通运输的新需求？在乔布斯创造了风靡全球的苹果手机之前，这个世界对此类电子产品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如今每天离不开新浪微博或微信的中国人，他们在两年前对新浪微博或腾讯微信的需求也是不存在的。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分析框架，仅仅看到老的产品需求不足而看不到新供给能够创造新需求，不是很可悲吗？

　　三、新供给主义——让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几百年的经济学史上，所有长期增长理论都是围绕供给层面展开，比如亚当·斯密的增长理论重点在于研究制度和社会分工的作用，熊彼特的增长理论重点在于制度和技术的创新，库兹涅兹的增长理论重点在于研究投入和产出的效率。

　　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是以上三种增长模式的综合体现，其中80年代的制度改革开启了中国经济的“斯密增长”时代，而90年代以后更多的是持续的人力、资源、资本、技术投入所换来的“库兹涅茨增长”。展望未来，原有的库兹涅兹增长模式仍然能够延续，而且中国将进入新的“熊彼特增长阶段”，包括技术和制度的破坏性创新（Discruptive Creation）都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此外，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重启“斯密增长”，更须从刺激新的有效供给着手，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当然，重视供给、重视改革、重视释放经济增长的财富源泉，不要随意踩刹车或者油门，并不代表政府在经济上不作为。从这个角度讲，新供给主义不仅区别于新自由主义，也区别于早期供给学派或70年代美国传统供给学派。

　　自由主义和早期供给主义都相信“萨伊定律”——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认为人们在向社会提供商品的过程中自然会创造出多方面的需求，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不会出现购买力不足而发生商品过剩或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经济不需要人为干预。

　　诞生于70年代末的美国传统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是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以及肯普、罗伯茨等人，他们认为，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上，供给居于首要的决定性的地位；决定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是供给而非需求，产出的增长最终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研究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

　　与早期供给学派不同的是，传统供给学派并不认为经济完全不需要干预，而是认为干预的重点是在于供给方面，而非需求方面，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财政政策，强化对生产活动的刺激和支持。当然，由于供给学派认为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市场是创造财富的关键因素，所以其提出的干预措施同自由主义比较接近，比如反对垄断、支持解除各种管制、主张经济的民营化和自由化。

　　以拉弗曲线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理论重点研究了税收对经济主体的影响，认为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能够刺激生产增长，并且能够抑制物价上涨。他们甚至认为降低税率后政府税收长期反而会增加。为了推动减税，他们宣称无论是公共支出还是转移支付，都会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甚至阻碍生产。

　　带领美国经济在80年代走出危机的里根总统，采纳了供给学派的主张（同时还有货币派的控制货币供给主张），唤醒了经济内在的巨大增长潜力，促进了就业，成功引领美国经济走出了“滞涨”的泥淖。重振英国经济的撒切尔主义也在刺激生产方面几乎完全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脱胎出来的邓小平经济思想，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逐步推进经济上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其采取的承包制等刺激生产措施与供给学派殊途同归。

　　而建立在软价值论、软财富论理论基础上的新供给主义，着重于从财富创造源泉的角度挖掘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参见《新财富论》（2006），《财富的觉醒》（2009））。

　　新供给主义认为，农业生态财富的源泉受制于地球表层生态环境、动植物生长规律、人们的生理需求等约束，其增长前景是有限的；同时认为工业硬财富源泉因为受到地球非生态资源和人们的需求限制，其增长前景也是有限的；只有知识产品、信息产品、金融产品为代表的软财富增长空间是无限的。

　　新供给主义认为，在农业生态财富和工业硬财富的领域，无视供给和需求约束，盲目扩张生产必然造成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不可持续等问题，只有大力发展软财富，增加新产品供给，才能不断优化供给结构、创造新需求，引导经济进入供给、就业、需求、创新互相促进、不断优化的良性循环。

　　新供给主义还认为，传统硬财富由于产能过剩一般不存在恶性价格上涨的可能，只有食品价格会因为供给冲击而周期性地上涨，因而，控制物价的本质手段不应该是紧缩货币，而应该是增加新供给，包括食品供给、硬财富中的新产品供给、软财富供给，这样既可以平抑物价，又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宏观政策两难矛盾彻底消除。

　　新供给主义主张大规模减税并优化财政开支，反对扩大低效率的财政支出，但是不支持无限度地夸大减税的效应——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减税，都应该重点支持新产业、软财富。

　　与传统供给学派一样，新供给学派主张破除垄断与管制，认为中国急需进行新一轮类似90年代末期的大力度的国企改革，彻底释放被僵化体制长期压抑的增长活力。而搞活国企的本质手段是产权的民营化，只有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经济体系中最活跃的财富创造主体。新供给学派认为人口也是财富的源泉，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提高人口质量，促进人口流动，从控制人口数量转移到提高人口素质和劳动效率的道路上来，并主张逐步放开户籍制度，促进劳动力不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多年来，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派的交替误导下，中国经济已经积累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如果继续按照老套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踩下去，中国原本良好的经济就可能错失良好的发展机遇。

　　我们此时提出新供给主义，希望更多人从财富源泉的层次看到中国长期增长的潜力；希望政府放弃短周期管理，着眼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中长期问题；我们反对完全的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我们支持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放松垄断、放松管制的进程，推进经济自由化、产权民营化；我们认为中国必须尽快压缩并严格限制政府支出，尽快从结构性减税过渡到大规模减税；我们相信，只要能够尽快启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国经济完全可以长期可持续高速增长。

（作者系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