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一个人无论出身于怎样的阶层，只要努力工作，遵守法律和道德，按照社会规则行事，就能获得成功——这就是一直以来让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美国梦”。构成美国建国基础的北美殖民地，主体人群本身就包括那些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受到压迫或某种排挤出走的人们；美国开国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从爱尔兰到中东欧国家而陆续抵达的移民中，包括那些自觉在原先的祖国找不到发展机会和空间的“冒险家”，还有深受饥荒困扰的底层贫民。

    美国开国后的持续扩张，为这些新移民特别是“冒险家”们提供了施展拳脚的空间；相比欧洲国家较少的政府干预传统，让原先的贫民人士可以凭借聪明才智“白手起家”。20世纪以来，美国又成为公共物品供给较为齐备的国家典范，基础教育、劳动权益保障、退休福利等制度确保了绝大多数人不因家庭出身等起点劣势而落败；人们还从社区自治传统、完备的法律体系、活跃的市场创新机会、多元化的风险投资支持体系中获益。简言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美国梦”在长期以来是可能的。

    “美国梦”是美国社会矛盾最好的减压阀，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吸纳人才发挥着重要的向心力作用，使其长期保持着创新活力。但在近年来，美国方方面面都在疾声呐喊，“美国梦”一定程度上变得黯淡：贫富差距拉大，这直观表现为富人阶层与普通民众的收入差距拉大到历史新高。非但如此，普通美国人获得的退休金保障变得更低，相当部分的老年人因在先前临近退休时期支付生活开支的需要而提前支取了401（K）退休储蓄，在退休后变得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提前支取401（K）退休储蓄又与工作机会不断缩减直接相关，美国企业将就业岗位大量外包到海外，让许多美国人找不到工作，又达不到领取条件苛刻的失业救济的条件；美国政府这几十年来不断缩减对医疗、基础教育、公民获得高等教育的学费补助等公共物品的投入，普通美国居民在这些方面不得不支出更高——这些问题的积累和叠加，让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受到很大影响，普通美国人“白手起家”、“老有所养”的难度则高于历史其他任何时期。

    全球知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其所著的《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就曾指出，“尽管长久以来人们一致认为美国人比欧洲人享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但其实美国已不再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度了。”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的《被出卖的美国梦》，则从普通美国人工作和权益保障的角度，对斯蒂格利茨提出的上述问题在美国公共政策的层面开展了更深入的探讨。《被出卖的美国梦》一书的作者唐纳德·L.巴利特和詹姆斯·B.斯蒂尔是全美最受尊敬的调查报道搭档，曾在《名利场》等知名报刊共事40多年，两度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和美国国家杂志奖。

    《被出卖的美国梦》一书指出，这几十年来，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总体上并不利于保障和增加就业，也创造了严重不公平的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首先，在税收制度上，创造诸多让富人可以获益的制度安排，富人通过在海外避税天堂逃避了绝大部分税收，美国税负的主要承担者是中产阶级。其次，美国政府不断放松对多个行业的管制，纵容这些行业内掀起更频繁的横向并购，行业内的大企业集中度不断提升，最终造成这些行业普遍化的向海外转移工作岗位、降低美国本土岗位。第三，金融领域的去监管化，事实上鼓励了不负责任的金融冒险，2007-2009年金融危机的救市成本由美国纳税人买单；非但如此，那些金融冒险的受益人通过政府救市扶持而减少了损失，普通美国人则成为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的持续受害者。第四，鼓励美国企业向海外转移就业岗位，在美国本土裁员，以便促成相关企业股票的升值，提高股息，并提高高管薪酬。第五，削减工会力量，让美国企业能够消除职位，并把永久员工更换成低工资和没有福利的合同工。第六，允许跨国公司在海外蕴藏利润，逃避缴纳盈利税。

    唐纳德·L.巴利特和詹姆斯·B.斯蒂尔在书中还介绍了这六大方面的破坏性政策，对美国原有的中产阶级人士带来严重影响的多起个案；对美国政界人士、主流经济学家、华尔街为越来越不公平经济现实所发表的辩护解释，一一给予了严厉批评。全书末尾提出了“修复‘美国梦’”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修改税法，重新建立公平的累进式税收结构；重整美国制造业以解决就业问题；按照公平贸易原则减少那些可能对美国国内产业、就业造成破坏的贸易进口；重新建立长期持续、分阶段的基础设施投资；建立适应互联网经济的就业培训机制；重建严格而适度的监管体制。

    《被出卖的美国梦》一书对于中国读者同样有着警示意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监管越来越少、公共产品供给越来越少，企业和行业自律、市场调节都不能替代法治和政府监管。一味去除管制和监管，并不能带来经济学家所宣称的良性秩序。这本书中提及的政策选项，一旦成为美国公众共识并转化为政策，将对中美贸易等方面造成重大影响，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