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关贸总协定)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支柱,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共同组成了二战后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GATT的目的是促进贸易自由化,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并因此强化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从根本上避免世界大战和大的国家、地区冲突的出现。1995年1月1日,WTO(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GATT。
GATT体制是由美国发起并最终主导的。但这套体制在建立之日起,就带有极大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GATT机构规模小、自主性有限,很难规制成员国的贸易政策,也就无力化解贸易争端。更大的局限性在于,GATT对具体贸易规则的规定不够明确,随着贸易规则的日趋技术化、复杂化,以规范为基础的政策模式已不可行。正因为此,贸易全球化的突飞猛进一直要等到WTO的出现才得以变为现实。但需要指出的是,也正因为GATT体制带有的灵活性,因而仍可以在许多区域性和国家间贸易问题促成谈判并达成妥协,还让关税等传统贸易壁垒在国际间得到了极大削减。
新的体制WTO无疑更有力的推动了贸易自由化,但也引发出贸易争端和针对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抗议行动。要纾解贸易争端,(部分的)平息抗议浪潮,就需要改革这套多边贸易体制,却又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而与之同时,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尝试区域一体化,这种现象引发了学界人士对主权国家及其他经济体对多边贸易体制兴趣有所下降的猜测。当然,也有人认为,在构建普遍适用的贸易规则很难成行的前提下,通过诸多的、存在彼此重合的区域一体化,可以避免将宝贵时间浪费在徒劳无功的谈判磋商之上。
无论怎样,从GATT到WTO,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以一种不太能引起公众重视,但实际作用却并不亚于金融、经济、国家政治和外交体制的方式,深刻的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数十亿人的生活乃至命运。以中国为例,1990年代开启了经济的更快速发展,“世界工厂”震惊世界,这其中既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起到的国内体制的推动,也离不开1995年才正式登台的WTO新体制。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惠及人们,其局限又意味着未来的不确定性,只有对之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尽可能的在一定范围内把握趋势,做好应对。
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引进出版的《贸易体制的演进:GATT与WTO体制中的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以下简称《贸易体制的演进》)一书,由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乔治·E.奥斯本荣誉法学教授约翰·H.巴顿、斯坦福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朱迪思·L.戈尔斯坦、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里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蒂莫西·E.乔思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法学教授理查德·R.斯坦伯格合著。《贸易体制的演进》这本书以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的不同视角,对GATT/WTO体制的演进发展过程、特征、面临的内在矛盾等重要问题作了探讨,并就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及这套体制影响下的全球贸易的发展前景作了判断。
全书首先叙述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演进的历史背景,对贸易体制推动旧有贸易壁垒体系的解体、改造许多国家国内政治议程模式、面临环境保护和劳工保护等全新命题挑战等问题的背景作了说明。
书中第二、三章分别从法学角度探讨了市场开放的立法和制度,以及WTO的立法和司法体系。书作者分析指出,建立GATT/WTO体制对于发起国、主导国美国是意义重大的,这使得美国政府能够部分解决利益集团施压从而干扰贸易政策稳定性的问题,美国总统由此成功获得了在贸易政策的决策主导权;对于中小国家而言,理论上也获得了一种与大国开展平等博弈的权利,尽管这种权利至今仍没有完整落实,但仍然部分改善了小国、弱国的贸易谈判地位,为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平衡提供了最起码的可能性。这套贸易体制的另一大优点就在于,将诸多领域的协定捆绑在一起,让这些协定中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从而遏制了缔约国挑起贸易争端、贸易战的可能。
WTO法治化建设本身意味着推动贸易平衡,是对大国在原先的GATT体制下滥用优势地位的一种制度化纠偏,也是满足贸易自由化的业务需要(填补法律和贸易争端仲裁的漏洞)。但也因此出现了“司法造法”带来的问题。WTO上诉机构不断通过对条约用语的模糊含义进行解释的方法进行司法造法,这种解释澄清了模糊问题,有利于贸易自由化,但未必与当初缔约国缔结条约时的判断相一致。也就是说,缔约国完全可以认为或故意声称WTO上诉机构的解释违背了条约愿意,而采取对抗或消极执行的态度。由于WTO上诉机构的主导权同样掌握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手里,“司法造法”问题也被视为大国对全球贸易权利的二次抢夺——要解决此问题,就需要进一步清晰的界定WTO上诉机构的运作空间。
书中第四、五章讨论了GATT/WTO体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出现过的新问题、新领域及相关解决办法(思路)。包括针对货物的边境措施、涉及货物和服务的成员国内规制措施,第四章着重就纺织品、农业两方面的贸易政策作了讨论,第五章则对金融、电信、海运等服务贸易领域的谈判进展和局限作了介绍,对GATT/WTO体制对成员国卫生法规、农业法规、工业标准、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国内规制措施产生的影响也展开了系统分析。从这两章的详尽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多边贸易体制在建立关税等传统贸易壁垒之外的新规则方面面临巨大困难,而这些新规则涉及的领域也因权威和标准的缺失而引发出众多争端,反过来又阻碍着成员国就这些议题形成基本的共识和妥协。
《贸易体制的演进》这本书的第六章对参与GATT/WTO体制的成员国数量的不断增多带来的问题作出了评价,特别指出中国这样的特殊成员国的加入,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过往的谈判规则。书作者也一再强调,GATT体制向WTO体制的转型,尽管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谈判权利,但总体上仍强化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对成员国国内政策的影响力。正是这样的不平衡及发展中国家感受到的不平等,才让它们更热衷的启动区域一体化实验。
在全书的第七章,以美国为例,对多边贸易体制对国家经济主权,以及基于民主政治而产生各种政治权力的平衡的影响作了分析。美国国内对美国政府绕开国会而主导贸易政策的做法的反对声浪一直不减,商业界利益集团也热衷赞助该国的非政府组织直接参与WTO平台,传递美国企业、产业界、投资界的声音。这种现象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远远落后,因而WTO的非政府组织参与管道事实上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议事权。
书作者在书的结论部分对WTO体制的前景表达了谨慎的乐观,并建议指出,要想让现有存在重重矛盾的多边贸易体制继续下去,首先,WTO组织本身和各成员国都要进一步学会达成互谅与共识,广交朋友,构建支持联盟;其次,要避免贸易议程的扩张在许多国家激化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第三,考虑到多边化所面临的区域一体化等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