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晓波 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

　　2700年前，春秋时期的齐国宰相管仲改制变法，使得齐国一跃成为霸主，傲视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时国库充实，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之缓解；公元1978年，总设计师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百年积弱的中国经济再度崛起，30年后重回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法，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就数千年的历史经济变迁，知名财经作者吴晓波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开门见山地道出自己的两大研究方法，即四大利益集团（中央和地方政府，无产和有产阶段）博弈法和四大基本制度（郡县、尊儒、科举、国有专营）分析法。由此大胆提出了两个结论：最近30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2000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建设性结果”，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对于这两个结论，希望能看到各方深入的讨论，笔者感兴趣的是作者的研究方法，相较于后一种，笔者以为前一种或许更有意义，因为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实际是从政治和经济两个不同层面，深刻反映了社会的结构矛盾。

　　吴晓波认为，历代经济变革有一个周期律，即当国穷民贫时，中央政府倾向于放权，而当民众富起来后，中央政府又习惯与民争利，也即国进民退，仅近百年来就有6次突出的国进民退现象。《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撷取的10次重大历史变革，在作者看来正是历史经济周期发展的10次轮回。每次改革后，短时间经济似乎也得到显著发展，但随着既得利益阶层的抱团壮大，权力对利益垂涎不止，当原本充满活力的民资经济在权利以及官方资本挤压下生存空间日显逼仄的时候，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挤出效应，国民经济由此滑向混乱，逐渐凋敝。

　　这一周期律是否有解？若从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的角度去解构，首先必然重点关注中央政府和富裕阶层，作为权力和资源集散地，这两大集团的认识和态度必定对变革走向产生深重影响。就此，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改革“推手”桑弘羊的态度颇具代表性，这便是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来？国家的财政收入又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情景又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吗？

　　无独有偶，2000多年后，美国的“中国通”费正清透过《美国与中国》提出了著名的“费正清之问”：“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费正清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桑弘羊之问与费正清之问，就像穿越漫长时空的对话。桑弘羊从国家也即中央政府层面解读了国有垄断经济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是实现国家强大，确保中央威权的根本路径；费正清则从个体角度阐释了在民资无法摆脱对官府的依赖的背后，是政治权力对经济的坚硬垄断。两者的交点共同指向政经不分：当权力与经济不能实现自然分割时，就难免“社会分层结构建筑在官本位的等级秩序上，而不是建筑在以市场为基础的阶级秩序上”（《中国社会的个体化》，2012年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当权力与经济密切相关，满怀既得利益优越感的权力怎么可能会挥刀割断市场的“脐带”？顺举一例，自春秋时代的管仲推行盐铁专营起，尽管食盐在今天早就不至稀缺，也绝非依托高技术设备或工艺，但仍未能摆脱数千年的专营传统。

　　而按照现代国家理念，政府的收入来源只有一个即税收。1993年7月，国务院首次提出分税制想法，仅仅一年后，中央财政收入便猛增200%，至2012年底，中央财政收入达到11.7万亿元的历史新高，而地方财政收入为6.1万亿元。中央财政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地方财政在收不抵支的情况下，先是杂费四起，接着大兴“土地财政”，再后来便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举债。好不容易杂费问题得到遏制，房价却又犹如脱缰猛马，一骑绝尘。地方债务也呈现出几何式地疯狂增长。国务院新一轮清理地方政府债务数据虽未公布，但社会对数据的隐忧却早已显现。

　　若以满足“桑弘羊之问”为逻辑，当国家将大把资源紧紧攥在手里时，国家是富足了，但地方政府特别是民营经济难免陷入即便发展，也会愈加艰难甚至是危机四伏的尴尬境地。这也是分税制改革施行20年后，社会各界改革呼声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必要指出的是，当下中国社会各界的税制改革呼声，并不是对先前改革的全盘否定，而是要求在变化了的新格局下有必要重新研究转移支付等政策，现行分税制比例有必要重新分析和适当调整，以确保支付的效率与效果。归根结底，这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博弈机制朝向更加公开、透明、科学方向的变革与重建。其实，无论是“桑弘羊之问”还是“费正清之问”，本质上是四大利益集团如何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既围绕权力和经济两大命题，又明晰权力和经济边界，至而建立各方充分博弈的科学机制。

　　一叶可以知秋，一叶可以障目。历史与经济的缠绕交织，这历来就是一个不易纾解的宏大命题，需要我们不断研究、反思、实践、总结、提高，特别是从历史经济变革发展得失中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便我们不能“知秋”，也不能因此“障目”，两（多）次跌入同一条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