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北美和西欧作为世界上工业经济及城市化发展水平最高的两个区域，原有的大城市分别迎来了经济全球化机遇下的扩张和重建。但在1970年代之后，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剧烈的产业转移，更密切的跨国生产和贸易成为可能，新技术革命更是彻底让原有的技术标准和生产工艺被扫入到历史的故纸堆。北美和西欧许多原有的工业重镇城市因为不能应对这种变化，而不可避免迎来了衰败，而其他一些兼有工业、商业和政治功能的大城市，则在城市转型道路上交出了不同成绩的答卷。

    北美和西欧城市1970年代以来的转型发展，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城市在稍晚时候完成同样的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里提到的城市转型，实际上可以视为工业经济时代终结后，城市重新确立自己的发展体系、功能结构和规模的重组，既有顺应去中心化、去工业化、更深入席卷全球化的形势的意味，也体现了一些城市的市政当局主动拥抱变革的能动性。

    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城市与公共事务系教授汉克·V.萨维奇、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保罗·康特合著的《国际市场中的城市：北美和西欧城市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选择了10个城市样本，来分析1970-2000年间北美和西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工业城市的转型变革。这10个城市包括3个美国城市，纽约、底特律、休斯顿；1个加拿大城市，多伦多；2个英国城市，利物浦和格拉斯哥；2个法国城市，巴黎和马赛；以及来自意大利的米兰和那不勒斯。无论从国家政治体制、城市治理体制，还是转型变革的政策内容来看，这10座城市在欧美都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数据即可直观反映，2000年时的底特律、格拉斯哥、利物浦、马赛、那不勒斯的发展情况都不能让人满意，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五个城市原先对某个单一产业形成了过强依赖，并且在转型变革中不愿意放弃原有产业或对之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以至于失去了最好的转型机会。以利物浦为例，尽管它的港口和制造业仍然存在，但更多的机会流向了它最近的竞争对手曼彻斯特，这种竞争态势颇类似于两个城市的代表球队在英超足球联赛上的力量对比。比利物浦还要糟糕的就要属那不勒斯，这个城市对意大利国家的财政补贴形成了严重依赖，还拒绝调整旧时代留下的家庭作坊式的制造业（这是当地的主导产业）。

    失败者的教训大多类似，成功者的经验似乎也能进行一番梳理。纽约、巴黎、米兰、多伦多则成功实现了城市的转型复兴，产业多样性以及较早的发展创意产业并以此来带动传统制造业的提升，可以概括为经验。

    为什么底特律等城市会在转型中受挫，而纽约能脱颖而出？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市场中的城市：北美和西欧城市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这本书选取的10个城市样本中，失败者阵营和成功者阵营都分别有中央政府主导地方财政的的城市，以及财税大权、发债权掌握在地方市政当局的城市，因而不能从这方面简单化的得出结论。书作者提出的另一项变量显得更为重要，即城市治理的公民参与水平，呈现出与城市转型发展结果的正相关关系，即公民参与积极的城市，转型变革就获得了成功，反之则迎来了失败。

    样本城市数据也足以说明，一个经济体采用以社会福利或市场自由为发展导向的策略，都可以带动经济发展和转型。所谓以社会福利为发展导向，是指城市等经济体实行较高的商业贸易税、对土地实行严格管制并建立保护区、很少向企业发放商业补贴、商业活动中注重社会标准，鼓励采用公共交通、为大众提供政府兴办的职业培训和发展计划等政策；相对应的是市场自由导向政策模式，对商业贸易征收很低的税收、土地自由使用、大量发放商业补贴、为私家车提供高速公路等便捷通行条件。在这本书提出的前述四个成功城市中，巴黎推行高社会导向政策，多伦多、米兰的政策风格是综合性的，而纽约则实行市场自由导向的政策。由此而论，成功实现城市转型，需要在社会和市场两方面导向中取得平衡，争取通过活跃的市场经济积累更多的税收，从而为城市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奠定基础；反过来，中等或高社会导向政策也会有效祛除市场垄断等问题，同样可能推动实现经济繁荣。

    《国际市场中的城市：北美和西欧城市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还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探讨不同政体（政治体制模式）对城市转型发展带来的不同影响。汉克·V.萨维奇和保罗·康特注意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更深入推进，特别是全球化对各国、各地区文化和社会传统起到的趋同化改造影响下，全球各地的城市都在走向趋同。这方面不仅反映为许多城市新建城区、标志性建筑的相互模仿，更重要的在于后工业时代的服务型经济及其需要的实体环境，存在趋同化要求。由此也使得全球各地的城市管理制度框架、发展战略内容、政府监管与干预方式等出现了趋同化特点，呼唤出现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市长（以更好的带动和引领城市发展、转型、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