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的“中国制度书系出版研讨会”不久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的多位著名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纵论中国制度书系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中国制度书系是胡鞍钢教授和王绍光教授领衔创作的《中国集体领导体制》（胡鞍钢著）、《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王绍光、樊鹏著）、《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鄢一龙著）等三部著作，还包括即将出版的《中国集思广益型决策》（王绍光、胡鞍钢、樊鹏著）一书。

    本文系胡鞍钢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即席发言。

    胡鞍钢：在昨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论坛上，我就讲了一个核心观点：中国的创新需要中国学者来归纳、提升并且有效地“走出去”。千万别让中国的创新由外国人来总结，然后我们去学习外国人，再去总结中国创新。

    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2003年，约翰·桑顿(John Thornto)教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开设了“全球领导力”课程，旨在培养中国青年一代深入了解今日中国迅速变化的国际地位，培养他们的全球视野。桑顿教授邀请我讲授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在这个课程上以“知识与发展——21世纪中国新的追赶战略”，即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说明知识、技术对于一个国家和企业的重要性，从宏观上描述了利用知识带动经济发展作为中国新的追赶战略的重大意义。而后大家都知道，他的助手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Kooper Ramo)在2004年提出了著名“北京共识”，在这个共识中专门介绍了我的“绿猫论”等观点。“北京共识”出来以后，我们中国学者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是将该文翻译分两期《国情报告》送领导同志参阅，接着我以《对中国之路的初步认识》为题写了《国情报告》，介绍中国不同时期的追赶战略，总结中国之路的特点和经验也就是说中国道路要比“北京共识”更贴近中国实际。而后黄平、崔之元和我等人出版了《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版），黄平的文章是《“北京共识”还是“中国经验”?》(前言)。由此国内学术界才开始争论“北京共识”。

    2006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做短期访问研究，雷默在纽约请我吃饭，说我研究中国受胡教授影响，也令我吃惊，我就很纳闷，你什么时候受我的影响呢？他说，我在1992年、1993年在美国纽约《侨报》上发表的国情研究系列文章，他都看过，正是这些文章引起了他对中国研究的兴趣，如《中国经济发展为何总是大起大落》的文章。

    我一直在想，实际上，无论是“北京共识”，还是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理应是由中国学者提出来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明确地大胆地提出来。当然我们不一定用“北京共识”这个词，而是用“中国道路”。这是10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对此我一直认为是一个学术遗憾。

    我和王绍光教授已经合作已经20年了。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愿，就是由我们自己发现中国的创新，从学理的角度来阐述中国的创新，介绍到国际学术界。

    我们有几本英文书在海外影响非常大：第一本就是《中国：不平衡的政治经济学》（1999）；第二本就是《中国经济危机：国家能力与财税改革》（1999），这是我们《国家能力报告》（1993）的英文版。第三本就是《2020中国：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这本书是由约翰·桑顿教授主持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助的《中国思想者》系列丛书之一。在该书出版后，约翰·桑顿教授亲自写《序》推荐，送给华盛顿关键机构和人员，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要求国务院相关人员要仔细研究。现在这本书被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当代中国主要研究机构作为重要参考书。前两天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她所在带美国宾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要求所有学生都仔细研读我的这本书，以了解中国未来是什么走向。

    2005年，前任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一位经济学家（后任职于美国财政部）跟我见面的时候曾直接问我当时在做什么研究。我问他，这很重要吗？他说是的，“你研究的问题一定是中国最重要的热点问题，我们时时刻刻关注你”。几天前，我在办公室接待了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局的经济学家和大使馆的官员，这位经济学家是专门研究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应他们之邀我详细介绍了中国的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以及有关的中国政府决策过程，如何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还包括中国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等内容，这些都反映在我们即将出版的《中国集思广益型决策》一书中。他们当时就向我索取《中国集体领导体制》这本书，想了解这本书都讲了什么。他们承认中国集体领导新老交替是成功的，是可预期的，对美国国家核心利益也是至关重要的。

    实际上现在看来，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背景和使命就是中国学者能不能将中国的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独特创新，包括政治创新、经济创新、社会创新、文化创新，由我们的学术界把它们变成学术主题、学术前沿、学术创新。当然《中国集体领导体制》这本书并没有更多地去讨论学术问题，但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框架（本书14—15页），实际上研究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信息经济学或者说信息政治学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知识的不对称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权力的不对称性。如果解决好这些问题，决策就容易形成共识。因此我的核心观点是：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一定是集体的知识优越于个人知识；从智慧的角度看，一定是集体的智慧优越于个人的智慧；从决策的角度看，一定是集体的决策优越于个人的决策。

    尽管我没有展开讨论，但是我的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找到了一个学理的基础。如果同时也比较一下美国的决策机制，你就会发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发动阿富汗战争，是一个典型的决策失效问题。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受欧盟研究机构委托，请我谈谈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决策的影响，我的回应是，研究或访谈专业化智库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比关注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学者更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正在建设更加专业、更加职业的智库，不仅有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这样顶级的研究机构，还有一流的大学智库，我建议把该项研究课题的方向适当加以调整，重点讨论中国的智库建设和发展。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制定国家“十二五”规划时，80项战略研究，大学智库占了一半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提供的研究报告是最多的。我认为，就像《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所讲到的，中国这个东方巨人的“大脑”是两个大脑，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另一个就是包括顶级的智库，当然也包括来自人民的创新等等。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完全有条件使自己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前沿研究，要源于中国实践、扎根于中国大地，又要高于中国实践，从而进一步指导中国实践。这是中国学术界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发展同行！

    《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的写作，客观地说是我去年6月在牛津大学就已经完成的，之后就交给了出版社，我基本没有再改。为什么没再改呢？因为我尽可能保持我的原作的“原汁原味”，国外研究机构（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希望收录我的著作的“原始版本”（指未经出版社编辑和出版的）。今天的这几本书是我和王绍光教授精心设计的，实际上是四本书，还剩一本书《中国集思广益型决策》，这是应香港特区政府撰写的，他们特别希望了解中央政府是如何决策的。此外《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英文版很快将由世界最大的学术图书出版社Springer出版，还会有其他外文版。我争取出一本中文版，就出一本外文版，真正“走出去”，到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我也希望媒体界的朋友们能了解一下，我们当前到底应该研究什么？如何学术创新？到底应该给国内和国际社会提供什么样的关于中国创新、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信息？一句话，中国的制度创新需要中国学者来归纳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