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西尔维娅·娜萨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1854年，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在他创办的颇受欢迎的《家常话》周刊的创刊号上，向经济学家们呼吁，希望他们的学说能更人性化些：“没有一点人性为其蔽体、充实其血肉，没有一点人性的勃勃生机和人性的温暖，政治经济学就只是一具骷髅。”

    遗憾的是，大多时候，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并没有完成“人性”的这点要求。难得的是，曾是《纽约时报》经济专栏记者，如今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教授的西尔维娅·娜萨，在《推手：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天才》里，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热情有温度”，既可生动地证明了经济学并不是如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沉闷的科学”，又有颇多精彩内容恰好能满足“狄更斯的愿望”。

    娜萨之前写出过一部畅销书《美丽心灵：纳什传》，讲述受精神分裂症折磨的博弈论天才纳什的传奇故事。这本《推手：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天才》延续了《美丽心灵》的清新文风和辞藻，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现代经济学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将人类的物质命运从命运手中夺回到了人类自己的手中”。

    在向世人展示那些经济学天才的思想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的过程中，记者出身的娜萨似乎从不费心遮掩自己的偏见，这让她关注的话题和书写的故事更有可读性。比如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关心身边世界，经常访问工厂企业，环游当时世界新的“活力帝国”——美国，并全心全力支持大众教育和逐渐改革。马歇尔还始终以“将人扶上鞍辔”为他的不懈奋斗目标，他有个最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世界上并非必须有无产阶级存在”。他与同在剑桥大学接受过教育的妻子玛丽·佩理共同努力，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为“一个能指引人类走出贫困的指南”。

    追寻那些经济学天才们的遗踪，娜萨所要做的就是还原历史细节，她多次用“纠结”一词来形容和描述自己心目中的比特丽斯·波特。出生于英国统治阶层的波特，常常因为欲望的纠结而痛苦不已：是该去当社会调查者还是嫁给大权在握、风度翩翩而又刚愎自用的约瑟夫·张伯伦？她最后找到了西德尼·韦伯这个绝佳的伙伴——一位伦敦发型师的儿子，他们俩合作发明了福利国家的概念，并开了“智囊团”这一职业的先河。

    娜萨对欧文·费雪和熊彼特的评价颇高。她认为“欧文·费雪的名声与发明电话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不相上下”。作为发明家、禁酒主义者和结核病幸存者，虽然欧文·费雪的专业是数学，却希望“与时代有紧密的接触”。他发明了名片管理机、消费价格指数和经济预测。费雪曾在1929年10月判断股市到达“永久性的高点”。醉心学问、闲暇时爱骑好马、爱搜猎情人、偶尔参与狂欢的熊彼特，则宛如“货真价实的维也纳贵族”。熊彼特到埃及时正赶上了它的经济奇迹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好时期。他靠当律师和投资经理得以发迹，开罗为他的《经济发展论》提供了灵感。1932年，熊彼特和欧文?费雪对于怎样治愈经济大萧条抱有相反的意见和主张，但他们对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态度一致，并携手做了大量推动工作。

    在历史境遇与现实压力的缝隙中挣扎，注定了经济学天才们传统的不完整，但正如烽火之下也有太阳的光芒一样，有些经济学家也上演着自己独特的“范儿”。譬如，当时身为奥匈联军下士的哈耶克在欧洲战壕里就开始对市场和现代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与此同时，他还听从了表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劝告并撰写了《通往奴役之路》，严厉批评指令控制型经济。维特根斯坦的一番话给哈耶克留下了深刻印象：“天才们的责任就是将普通人难以启齿的话和实话说出来。”1923年，哈耶克花了一年时间在纽约做博士后，在那里他遇到了欧文·费雪，他还写书对某些货币改革家们进行了批评，因为那些人声称，国家中央银行能以调节货币供给的方式来控制经济周期。他还怀疑，经济预测者们是否能足够早地预测出经济上升或下跌的势头，并且他们的预测是否能作为政策制订者们的行动指南。

    说起来让人不敢相信。2003 年英国广播公司做过一项民意测验，要求指出历史上最伟大的英国人。结果显示：温斯顿·丘吉尔高居榜首，戴安娜王妃排名第三。凯恩斯这位生前获得众多美誉的经济学家，却没能进入前100 名。对凯恩斯，娜萨似乎比他的父老乡亲更了解他：“他（凯恩斯）有点英国民间传说中‘迫克精灵’的味道，是个奇怪的混合体”。其实，聪明绝顶、极具抱负和自信的凯恩斯，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知识王朝之一的继承者。在他的定义中，幸福生活就是在一战前夕伦敦绅士所过的那种生活。凯恩斯与他的许多朋友一样，都拒绝在一战中为国效力。一战期间，凯恩斯是英国战时财政部经办从美国、法国和其他盟国贷款的关键人物。在1919年的“和会”上，他主张免除战胜国的战争贷款，同时也减轻战败国的赔偿负担。由于在凡尔赛和约拒绝将欧洲战后的经济复苏当作他们的首选目标。凯恩斯于是以辞职表示抗议。

    被熊彼特封为“我们最好的男人之一”的琼·罗宾逊，战后的经济困境将她同经济学家、身为战争英雄的丈夫奥斯汀·罗宾逊，还有凯恩斯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喜欢穿中山装，自信、能言善辩而且善于著述的琼·罗宾逊，不仅成功打入了凯恩斯全部由男性追随者组成的核心圈子，还提出了一项新理论，即大型企业的发展可能会导致人们意想不到的高物价与低就业并存的结果。吊诡的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琼·罗宾逊这位凯恩斯英国弟子中最著名的一位，却转而成了斯大林的明星知识分子。她严厉批评或“妖化”了美国在主流经济学界的领导地位，并曾大胆断言“未来朝鲜必定会胜过韩国”。

    密尔顿·弗里德曼和夫人罗斯，当年都是支持新政的年轻凯恩斯主义者中的传奇人物之一。他在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战时财政部里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当时的财政部的管理事实上是由能干而狡诈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一手包办。凯恩斯和怀特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设计师，该体系为西方铺平了通往战后经济复苏的道路。

    在纵横对比之后，娜萨坦言：“保罗·萨缪尔森是二战以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凯恩斯主义者。”美国农业地区的经济崩溃、佛罗里达的房地产泡沫以及经济大萧条等对萨缪尔森世界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影响。他将数学方法与凯恩斯理论和他独特性的思维融合在一起。包括约翰·肯尼迪在内的美国战后的一代人都是从他撰写的经济教科书和他在《新闻周刊》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中汲取了新经济学的思想。人们广泛认为，他是1963年肯尼迪减税政策背后的指导性人物。

    说到阿玛特亚·森，娜萨对他“不听从自己老师的劝说”的描述，是个颇令人回味的细节。阿玛特亚·森1953年从加尔各答来到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琼·罗宾逊极力劝说这位学生“赶紧扔掉伦理学那些垃圾”。因为她认为，民主和人民的福利对贫穷的国家而言过于奢侈，他们尚无福消受。但阿玛特亚·森没有听从她的建议，他对饥荒、经济公正和如何将个人融入社会选择的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因此获得了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艰难时日，人们总习惯从历史中寻求慰藉。事实上，激励着这些经济思想家们前行的，是他们希望将人类扶上马鞍送上征程的强烈愿望。他们在千方百计寻找一种掌控工具，想凭借其创造出一个以个人自由和物质丰富为特征而不是在精神和物质上双双崩溃的社会。

    从较长的历史过程来看，那些“诉求于世界静好”经济学天才们的选择和追求，可能留下了更多正面而又积极的遗产，是后人既可效仿，也能跟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