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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兴元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如果中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秩序观念，这将在世界史上构成重大的历史性分水岭。中国自身不至于标榜霸权，而是偏重于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体系。
一
新思想火花的产生总是源于旧观念的新组合。因此，在社会和经济思想方面最重要的是跨文化话语。例如，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西方国家有关经济的一些基本自由主义思想观念是来自中国的舶来品，而且法国经济学家魁奈就是第一个将这些思想融会贯通、形成一种理论体系的人。这种观点认为，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道家的“无为”思想的一个遥远漂渺的回音。这些跨文化邂逅并不需要跨国界搬移特定的思想，而是只要传播有关如何看待事物的有高度影响力的基本观念、思维定式和一般视角，显然这也体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中：道家思想家将人类社会及其秩序作为“自然”现象来对待，在此不直接施加干预而保持均衡是可能的。这种思想与中世纪欧洲的思想截然不同，因此，欧洲有可能从中国引入了一些新鲜的观念。
冯兴元教授的新著《规则与繁荣》是有关跨文化转移的另一例证，虽然这里的转移基于有关转移对象的详细的知识和信息。要紧的是德国有关“秩序”的基本理念，其中涉及“宪法”观。他使用一种专门的中国术语即“宪则”，既取自中国古典文献，又可捕捉这种“宪法”观的要义。根据我的理解，这种“旧词新意”着意于把握这样一种思想，即“宪法”不仅指涉正式的国家基本法律，而且也涵括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因此也涉及一些文化遗产，它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造成某些涉及人类社会互动的基本规则。根据德国人的理解，这些就属于“秩序”形态。因此，按照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的观点，一个“经济系统”是某种一般性的协调体系，如“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但一种“经济秩序”则指涉一些特定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形态，它们嵌入于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当中。
如果我们看看当前的经济科学，许多观察家已经指出，它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经济的最抽象意义上的研究。如果考虑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更为明显。在这里，例如“寻租”理论显然是在抽象层面指涉美国的政治“机器”。事实上，一旦我们考虑到有关政府和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基本设想，不同国家之间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是最明显的。区别之一是对“自由”的理解。美国人对这一术语的理解是个人主义的，它把独立的个体置于国家及其政府的对立面。这与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契约论”相契合：处于“自由”的“自然”状态的个体同意建立政府，因此个人的自由限制了政府的作用。当然，这些理念反映了美国的历史，它产生于来自“古老欧洲”的移民和定居者的流入，其中很多人往往是为了逃离政治迫害和出于严重的经济困境。美国独立战争为本国人有关政府的态度和价值观创设了另一种具体背景。这一历史背景与欧洲非常不同。在欧洲，各种形式的政府、宗教信仰和区域文化相互之间处在不断的军事和经济竞争之中。在那里，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革命运动，最终导致了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紧密整合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单元而出现。
在这一欧洲背景下，另一种有关自由的思想得以创立。有趣的是，这种思想位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中心。这是一部饱受批评的书作，有关新近时期一些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公众在阅读这部书作过程中，很少注意到，这不是简单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胜利高唱赞歌。福山也指出，部分最被视作“西方”的自由理念，并非真正如此，也许应该被视为“欧洲大陆”的自由理念。他认为，一方面，有关自主个体的自由和社会契约的理念主要是英美政治思想传统。但是，还有另一种传统，它属于欧洲大陆的传统，它典型地体现在哲学家黑格尔的著作当中。福山偏重这一传统，而在现代美国，它可能干脆已被人遗忘。在托克维尔撰写有关美国早期民主的著名观察时，这一传统还相当富有勃勃生机。
事实上，黑格尔可以视为现代德国“秩序”观在智识上的开山鼻祖。这一“秩序”观在冯教授的这部书作中有其重要的地位。黑格尔和现代英美政治思想传统的根本区别是，黑格尔认为，自由不是“自然”的，它只能是制度发展的结果，而且这种制度发展，主要是指市民社会和政府的兴起，两者都使得自由表达成为可能。政府对于创立个人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这样，自由最基本的决定因素是福山所指的、作为自主的人类个体的“理性的相互承认”，今天，这可以与更时髦的术语如“包容性”相联系。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包容性”体现在这样一种理念中：“工作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因此实现充分就业是政府的一项任务。对于黑格尔，“工作”是紧要的，它使人拥有一种“生活的目的”，由此，这一点在市民社会为所有其他市民所承认。所以，自由的理念也与繁荣的理念相衔接。而“繁荣”乃是冯教授这部书作在“宪则”之外所关注的一个主题。
有趣的是，这一思想遗产从来没有得到现代德国自由主义，尤其是其中的“秩序自由主义”的完全承认。原因是，很多人把黑格尔的思想视为马克思的思想的前身，从而将其视为似乎是与自由主义有着重重矛盾的思潮。但事实上，黑格尔是德国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现代秩序自由主义认为，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最根本问题就是权力。权力可以出现于市场和政治之中，因此不能简单认为，“自由市场”意味着根本的政治和伦理意义上的“自由”。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根本困境是，在市场中的权力只能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加以限制，而且在此政府需要强大到足以创造反制力。
因此，最坏的结果可能是强大的政府权力和雄厚的经济权力的勾结。秩序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只有在法治下才能解决这种困境。反过来，法治需要嵌入文化框架之内，比如，法治要纳入德国的背景下，就要嵌入基督教形式的宗教。这些理念导致产生了德国的现代经济体制（即所谓“社会市场经济”）甚至德国宪法的很多具体的历史特点。例如，德国宪法严格保护私有财产，但又通过规定更根本的社会责任价值和规范，以防止滥用来自财富所有者的私人权力。这反映了黑格尔对政治共同体中的“伦理生活”（即“德性”）的关注，这种“伦理生活”是市民社会和市场赖以蓬勃发展的基础。法治必须成为一个正式的宪法原则，但它需要植根于社会伦理和非正式制度，以保持其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