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春，我请保罗·沃尔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加一个讨论银行结构的高层研讨会，主要议题就是讨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要拆分银行，同时也是很有争议的“沃尔克法则”。会议前一天晚上，以前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同事、原世行中国局副局长胡长焘（Austin
Hu）先生请我们共进晚餐。甫一坐定，沃尔克取出他的新传记送我，扉页上写道：“致我的中国老朋友朱民，他现在管理着整个世界呢。”我连说不敢，他朝我眨眨眼，说反正他听别人是这么说的。85岁的老人高兴得像个孩子。这一熟悉的笑容把我带到以往岁月。
第一次见到保罗·沃尔克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沃尔克从美联储主席位置上退下来，谢绝了商业机构的高薪聘请，回母校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并做系列演讲。我早就听说过他对付美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史诗般的英雄故事，敬仰已久。我当时英文不好，所以早早地去占位，坐在第一排正中，睁大眼睛认真听讲。那天他讲的正是当年日元汇率升值的国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博弈和协调。往事历历在目，他几笔就勾画了博大的全球舞台国际政治金融风云激变，几个数据轻轻地交代了波澜壮阔的市场波动，几则新闻点出美国当时面临的困境，几个小故事揭示出了全球政治金融博弈，然后分析了深层次的全球经济金融结构性变化和原因。他讲得宏大而又生动，我听得如痴如醉。这堂课对我影响深远。我去美国时主要想学国际贸易，当时我国正开始改革开放，我从东亚经济起飞的经验教训中看到贸易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阶段的普遍重要性，也相信贸易发展会对中国经济起飞作用重大。正是这堂课让我萌生了转学国际金融的念头。演讲结束了，沃尔克走下讲台到我面前，友善地问：“年轻的中国人，你觉得有趣吗？”我喃喃地说：“非常精彩，但我可能没有完全听懂。”他微笑着朝我眨眨眼：“中国人会明白的，你们中国经济正在起飞呢。”这个微笑开启了我们长长的友谊。
20世纪90年代末，我已回国工作。一个初夏，保罗·沃尔克时任普林斯顿校董，他和普林斯顿大学董事会主席以及邹至庄教授和夫人波拉率普林斯顿大学代表团访华来到北京。期间有一个周末，他想去看长城。我是一个长城迷，就直接选了我最为钟爱的，也认为是最为壮观的司马台长城段。到了那边，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那时，沃尔克已经70岁了，2米高的巨大个头，身材魁梧，但走路已经开始有些摇晃。而那时司马台长城段尚未维修，先要绕一个小湖，走好长一段路，然后是一段很长也很陡的山路，才到司马台长城脚下，需要攀越一段残墙，才能上得长城，再沿着零落斑驳的台阶的废墟攀登。北京的初夏，阳光骄人，走在那段很陡的山路上，我看沃尔克走得已经有些困难，大汗不止。前面路还很长很陡，我建议退回去，他生气地说，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哪怕慢一点也要上长城。他坚持不要我们的搀扶，一个人坚定地往上走。我们终于爬上了长城。上到第一个烽火台，我们坐下来休息，并照了一张相。他告诉我，在他的经历中，也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是对的事就要坚持，绝不气馁。一个月后，我收到他寄给我的相片，我们俩并肩坐在长城的台阶上，大汗淋漓地笑着，背后陡直的长城蜿蜒起伏。相片的背后，他的手书英文写道：“民，回到纽约已经两个星期了，我的双腿仍然酸疼不已。”
2010年我赴华盛顿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虽然是重回华盛顿，但工作的重任立即使我感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困难。当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秋季年会期间，保罗·沃尔克主持一个论坛，他特意请我参加并发言，那天同台发言的有当时的欧州央行行长特里谢、摩根大通银行国际总裁弗兰克尔，以及沃尔克和我。他着重介绍我们交往多年，强调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重要。他对我的提携和厚意令我至今难忘。
2011年春，保罗·沃尔克和我都应邀参加了新经济学研究院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小镇布雷顿森林召开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大会。布雷顿森林是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亦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诞生地。会场就设在当年各国谈判的酒店。虽然酒楼粉饰一新，但当年景象依稀可见：凯恩斯住过的房间除了门前有一铭牌外照常出租，当年代表们非正式谈判时用的地下酒窖仍然为昔时旧容。然而时过境迁，全球经济金融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全球金融尚在2008年的危机中挣扎，欧元却又显出危机端倪，发达经济困难重重，新兴经济则增长强劲。会上沃尔克提出了在新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重新考虑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建议。我提出了新兴经济强劲增长，即将在2013年达到全球经济总份额的50%，现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治理结构远远落后，要加速根据全球经济份额的变化提高新兴经济的股份和发言权，同时改变全球货币体系的结构，加大全球金融监督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会议期间，我和沃尔克走出会场散步，初春的布雷顿森林阳光明亮，清风凌冽，树林刚开始抽出嫩芽，逶迤群山上仍然白雪皑皑。在这个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地方，我们都不禁生出感触。我们聊起当年的凯恩斯和怀特之争、苏联谈判团的意见，然而谈得更多的是今天新形势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他语重心长地说，中美两国都是世界大国，在这个转变和改革的时期都承担着不可推卸的全球和历史责任。
保罗·沃尔克热爱中国、关心中国，也多次到中国考察调研。我们经常在国际会议见面，我也有时去纽约看他。每次见面我们谈论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金融改革。他高度赞扬中国改革的成功，在30年的时间使数亿人口脱贫，而且总体保持了宏观经济金融的稳定。早在80年代他就多次提到，中国的经济金融改革是当今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对今天和今后全球经济金融都会有重大影响；中国采取正确的经济金融改革政策至为重要，而世界也要支持中国的改革。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在市场扑朔迷离之际，他数次访华，同方方面面讨论可能的危机以及对应政策。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沃尔克再次访问中国。当时国际上仍然在盛行“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的论点，股市天天新高，华尔街日日纸醉金迷，而沃尔克已经敏锐地嗅出繁荣中的危机气息。当时中国的金融改革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他向我提出想见见老朋友朱镕基总理。我知道，从朱镕基总理任副总理时期开始，他们俩便多次就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和中国宏观经济金融等重大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朱镕基总理退休后很少参加外事活动，但一经提出，朱镕基总理立即高兴地答应了。那天晚上朱镕基总理宴请沃尔克，两人相谈甚欢。沃尔克再次提出了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担忧，提请中国政府关注，关切地询问了中国金融改革的进展。晚宴结束后，朱镕基总理亲自走出小院送沃尔克到车旁。挥手道别之际，朱镕基总理回头对我说，保罗?沃尔克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保罗·沃尔克是一个传奇，一个睿智的长者。在我们讨论国际经济金融问题时，我常常惊叹于他深厚的理论素养、严谨的逻辑以及敏锐的判断力。他总能从事情表面的关联上看到深处的核心，点出本质问题。但他又不失幽默的风格，常常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或幽默就把一个重大问题点出来了。我多次听他演讲，他的发言是严肃的，但语调总是幽默的。经常他语音未落，满堂笑声已起，而随即又迅速落入安静的思索。
保罗·沃尔克以他当年力挽狂澜，抵制住一切压力，不惜以丢失官位为代价，经过艰苦卓绝的多年努力，坚持升息，控制了困扰美国多年的通货膨胀问题，在美国制造了“沃尔克奇迹”。多年以后我曾经问他，当年是什么力量支持他能如此毅然绝然。他笑笑说，这是国家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通货膨胀最终会使人民利益受损，削弱国家的竞争力，而他只是尽责而已。沃尔克在美国以及国际上的崇高地位不仅因为他曾经担任国美联储主席，更重要的是他的正直、良心、道德和责任感。他永远把承担社会和公民责任放在第一位。安然事件发生后，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亦因做假账和销毁证据被卷入。一时舆论哗然，对美国会计师事务所行业的声誉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也摇摇欲坠，破产在即。美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还能以客观、公正、严格和卓越在世人面前存在吗？沃尔克心急如焚，他深刻认识到客观和公正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全球金融业的重要性，决心以他的声誉来挽救美国的会计业。他亲自出面重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我在北京听到从大西洋彼岸传来的消息，很为他担忧。他年事已高，事情也已经难以为继，我急忙打电话给他，力劝他不要担这个风险。他却说重整国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公信力是国际金融业的大事，也是美国的大事，成败无论，总要努力。最终，虽然他投入巨大的精力，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还是被全球分拆并入其他会计师事务所了。但他再次强调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客观、公正、严格和卓越，以及他提出的新的会计师事务所治理机制改革原则推动了会计师事务所行业的改革。出于同样的社会责任感，他牵头了对联合国关于伊拉克石油换粮食的贪污腐败案的调查和整改，也主持了世界银行的反腐败调查。一次和他午餐，我试着向他解释中国成语“吃力不讨好”的意思，然后问他为什么在如此高龄仍然积极介入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呢？他听完大笑，然后淡淡地说，这就是责任和使命。
关于保罗·沃尔克的传奇人生，本书做了精彩的描述，不用我在此赘言。能为保罗·沃尔克的传记中文版写序实在是我的荣誉。谨此，诚挚地向关注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风云的读者，向关注在国际经济金融背后的国际政治博弈的学人，也向一切尊重公民责任的朋友推荐此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