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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佐军
出版：电子工业出版社 |
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准备是很不足的，可以说，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历程，是以往的理论禁区在实践中一步步被打破的过程。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认同，但至今还未有能被广泛接受的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和道路的理论。现在，李佐军的这本《中国改革新思维》，从全球和历史的视野，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中国的改革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其中包括改革因何而起，改革的过程和成就，改革的成本和代价，改革的经验教训等，其直面问题的勇气可嘉，其创新性的思维，尤其给人启迪。
李佐军认为，改革不能终止于得失之间，得失之间是改革总结的基本内容，也是改革征程的起点。他首先认真分析了经济学家这些年来常常挨骂的原因，直言在中国这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面前，传统理论是过于偏狭的，甚至是过时的，对人的多样性关注不够，对大众的行为关注不够，而且没有形成能足以解释社会现象并且提出对策的分析框架，因此时代始终在呼吁新理论。
我们这些年来的改革，就是研究让政府如何安排制度，从而达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不能不承认，传统的改革者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很难提出有价值的建议，比如有的学者只强调法律的重要，那其实在学理上也站不住脚，法律重要，制度也得要，宏观调控也重要，国有经济也不能少，这些在学理上也是成立的，关键是如果将其规划设计到科学的程度上，这才是我们所应该研究的对象。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老先生早就说过，“离开了政府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不可能存在”，道理就在这里。李佐军对公共产品、自然垄断、政府行为、经济危机等客观的分析，都体现了其专业素养，这是以往的改革者那里是难以见到的。而新思维，必然要与旧思维有区别。笔者阅读本书，发现两个截然不同的思维。
第一个新思维就是对配套制度的强调。李佐军明确提出，选择了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必然成功，这是因为市场经济需要相配套的制度，这种制度不具备，市场经济可能步入歧途，这些制度包含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在不少地方步入了歧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制度的缺失，是因为这些思维的缺失。李佐军这一新思维是切中时弊的。
李佐军强调建立改革的保障机制。他在书中分析了对改革的五大质疑，分别是国企改革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教育、医疗、住房改革造成了新三座大山，价格改革增加了人们的负担，国际领域的改革造成了国家利益的丧失。他并没有像某些学者那样认为的是由于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他认为，面对这些质疑和批判，仅仅指责和回避质疑者和批判者是不行的，必须实实在在从市场化改革本身找原因，由于思维的偏差，某些改革措施既违背了学理，也违背了伦理。在学理方面，微观经济学虽然认为市场经济能达到福利的最大化，但那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些前提条件主要体现为充分竞争，交易成本为零，信息完全，分工理性等四大方面，
但这些前提条件，在当下的中国现实中还不可能具备。在伦理方面，西方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指在不减少其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增加一部分人的利益，保障公平是前提，但这些在当下的中国也没能做到。我们的改革措施重点放在了提高效率上，相对忽略了人本和公平。这也就有了李佐军的第二个新思维。
李佐军第二新思维是人本市场经济，按他提出的规划，人本市场经济强调通过制度设计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既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又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率准则。中国改革之所以今天遇到了这么大的阻碍，很大原因就是没有采取以人为本的战略，没有满足包含弱势群体多数人的需要。
“人本”，即未来的体制要满足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各种需要，同时要依靠绝大多数人来推进改革。这样，就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就有了衡量改革优劣的明确标准，而不会陷入“为改革而改革”甚至“伪改革”的误区。
“社会主义人本市场经济”不仅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述，而且充分吸纳了其核心词，只是在其中加了两个字“人本”，充分体现了继承性。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述既抓住了改革方向的重要方面，又已成约定俗成，完全改变它既无必要，又可能引起新的混乱，而在此基础上“锦上添花”相对较好。由此，
李佐军认为，“社会主义人本市场经济”包含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
李佐军在书中一直强调科学改革，这其实是对以往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改革思路的超越。科学的改革，必然要经受住“学理”和“伦理”两方面的拷问，缺乏学理支持的改革首先在学术界就难以形成共识，而缺乏伦理支持的改革即使获得了精英层的支持，公众这一关也过不了。如此看来，李佐军将未来中国改革的方向定位于“社会主义人本市场经济”是个比较理想的选择，无论从哪方面看，“人本市场经济”
都担当得起“解释社会现象和提出对策的分析框架”的重任，应能成为中国学界和政府的新共识。
无论如何，作为吴敬琏老先生的弟子，能如此正视今天中国改革面临的深层问题，并努力尝试超越吴敬琏的思想高度，是非常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