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幸福和痛苦的比例新华社—

以上讲了许多关于幸福、满足、兴趣、雄心、偏好之类的“理论”，而这一切似乎都仅仅是“个人”的，或我们“私人”的。每个人都在最大化自己的幸福或满足，那么，我们经常所说的“社会”、“人民”、“祖国”在什么地方？“公共利益”在什么地方？怎么解释在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助人为乐、先人后己的现象？怎么解释慈善家的行为？在我们生活的选择中，难道就仅仅考虑我们自己的幸福而不考虑他人的利益？

80年代初，报纸上曾经有过一次热热闹闹的大讨论：“人都是为私的吗？”我不知道人们究竟怎样看待那一次讨论，认为它有结果还是没结果。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衡量，我认为那次讨论是没有什么成果的，因为从头到尾，不论参加讨论的哪一方都把各种不同问题以各种方式搅浑了，没有谁真正说清楚了问题。最大的混淆有三：一是混淆了人是只为私不为公或反过来只为公不为私的问题，与人能不能为公的问题；二是混淆了是否有人会为公的问题，还是多数人、一般情况下人们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三是混淆了人们实际上是为私还是为公的问题，与你要提倡、鼓励、教育人们为公或为私的问题。这三大混淆就把问题搅得乱七八糟，最后我想许多人不是更清楚了，反倒更糊涂了。

为公与为私，为他与为己，历来是人的社会生活中的一大矛盾。我们这些年的社会风气则经历了从“狠斗私字一闪念”到“人不为己就是大傻帽”的变化。社会上，一些“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叫得最响的人，往往在干着营私舞弊最肮脏的勾当，而一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却真的在那里不图回报地为他人做着好事。有的人损人利己、以致损人不利己专以损人为乐事，有的人则一副热心肠，每每叫你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们自己有时与别人斤斤计较、寸步不让，可有时就是能做出一些让他人也让自己感动的助人为乐的事。在我们这个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仍有不少人在那里以权谋私、损人利己、坑蒙拐骗，而在像美国那样的个人主义为天经地义的国家中，我的确见过不少的人真的不计报酬、不图回报地为社区，为穷人，为公益事业认认真真地工作，或捐款捐物。我自己从很早就被指责为“个人奋斗”。我也承认的确如此，而且认为应该如此、不能不如此，但我们从事的工作本身却确实与国计民生不无关系。经济学家们整天在那里设想着怎么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更快地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更快地提高，一个政策建议(比如“提价”)即使会挨骂并且首先使自己倒霉(物价提高，首先倒霉的就是我们这些拿固定工资科研人员)，但只要真的对发展经济有利，从长远看对提高大家的生活水平有利，也仍然要积极鼓吹。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我主张要多往坏处想少往好处想，要以人人不仅都会谋取私利，而且一有机会还要损人利己为出发点来制定经济政策，而不能把经济政策建立在人人都能自觉地去义务劳动、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但与此同时，之所以现在我唯一按期阅读的一种非专业杂志是《读者文摘》，不为别的，主要就是因为那上面总会有一些文章，真诚地描绘人类爱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一般人的亲情与友情，总之是人性中一切美好的、读来令人感动不已的东西。我不仅相信它们的存在，而且相信它们将更多地存在，虽然我不相信靠“教导”、“灌输”、“宣传”它们就能更多地存在。可见，“为公”与“为私”的问题的确使人迷惑，也很容易引起争议。

问题不在于那些较容易解释的现象，比如在市场经济中，个人与企业的行为都要考虑到“别人”，因为在市场上“要想自己获利就要满足他人需要”。再比如，对于政治家来说，“要想做一个好政治家，就要为老百姓做几件实事”。这些行为或其他种种“图回报”的行为和现象，解释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在这些行为中“为别人”只是手段，“为自己”是最终的目的。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解释那些真正“不图回报”的行为，以及同一个人既会为私也会真的为公这样的现象。所有这些现象，包括种种相互矛盾的现象，需要有个解释，并且不是就事论事的解释，而是有一个“理论框架”，能把所有矛盾的东西都联系起来给出一个统一的、系统的、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科学的而不是道义的，不存在自相矛盾、也不存在概念混淆的解释。

我相信只有经济学能给出这样一种解释。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这无非就是说他是生活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之中的，人与人是相互发生联系、相互发生影响的。这种相互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一个人的幸福或痛苦，会对另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幸福或痛苦产生作用。比如，“阶级敌人完蛋之时，就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说“阶级敌人”的痛苦，会导致“人民大众”的幸福；“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就是说，只要还有“2/3的劳苦大众”没有幸福，“无产阶级”就不会获得幸福。这些例子未免太“大”了一点，让我们还是举点更实际的例子。儿女孝顺父母，或者反过来，照现在经常可见的情况，父母“孝顺”儿女，就是父母或儿女的幸福，会使儿女或父母感到幸福。现在许多年轻的父母，自己省吃俭用，终日操劳，一心为了那个独子或独女儿的幸福，完全置自己于度外，在他们的“偏好体系”中，最重要的显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子女。或许有人会说这种情况下，人还是只为自己，因为子女和父母本是一家人，“私”的概念稍加扩充就可以不是指私人，而是指“私家”。那么就不妨再往远了说说。经常发生的一种情况是，单位里别人长了工资、分了房子，或有了什么好事，有些人会感到不舒服、不痛快，晚上睡不着觉，即使他们也长了工资，也分了房子；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的好朋友事业有了发展，工作上有了成就，我们会感到高兴，由衷地表示祝贺，就像我们自己有了成就一样。

在经济学里，如果一个人幸福的增加，能引起另一个人的幸福也有所增加(不一定同比例增加)，或一个人的痛苦，会导致另一个人的痛苦，就说这两个人的福利是“正相关”的(比如家人、朋友等)；相反，若一个人的幸福能导致另一个人痛苦，或一个人的痛苦会使另一个人感到幸福，就说这两个人的福利是“负相关”的(比如所谓的“阶级敌人”)。如果一个人关心社会的进步、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幸福，就说这时人民的利益与一个人的利益是正相关的；而若一个人处处与人民为敌，大家过好日子他难受，整天在那里不仅不顾国计民生、经济增长，而且专门找碴挑毛病，看着人民收入提高，日子越过越富裕，不符合他的那套“越穷越光荣”的伟大理论，心里就别扭，我们就可以说这种人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负相关”的，我们就可以称他为“人民公敌”(有的人名为“人民公仆”，实为“人民公敌”，是不是与仆人有时看到主人越发财心里越不痛快的道理是一样的呢)。而如果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毫不相关，或者毫不关心，别人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都对他不发生任何影响，则说他们之间“不相关”——不相关也是一种相关，即零相关，或不正不负相关。

但这样解释之后，似乎还是没有解决人们到底是为私还是为公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就一个具体的情况加以讨论，比如“助人为乐”，这可以说是“雷锋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助人为乐”者，顾名思义，是因为帮助了别人，使别人获得了幸福，自己也获得了快乐。词中那个“乐”是谁的乐？是“自己的乐”，不是因为他“助人”而使别人获得的“乐”，而是帮助别人的人因帮助了别人而使自己得到的“乐”。这首先说明，乐于帮助人的好人，并不是因为没有自己个人的幸福，而与我们这些一心只为自己的人有所不同(假定我们只为自己)，或与那些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上的坏人不同。他们与一般人或“坏人”的区别之处仅在于，他们能把别人的幸福，当成自己的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别人的幸福与他的幸福“正相关”。他们正是因为如此才与我们不同，显得更高尚、更美好。但是，在一个基本问题上这些“好人”与我们仍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也有个人的“偏好”体系，也有个人对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痛苦的评价，他们也会最大化自己的幸福。只不过他的“幸福观”或他的幸福的“构成”，与我们不大一样，其中包含着别人的幸福，而在我们的幸福中，只有我们“私人”的而已。

其次，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乐于助人为乐的，并不是就没有自己个人的私人利益，不是没有专属于自己的、从自己的物质享受或精神享受中所获得的满足。换言之，“一心为公”，“大公无私”等，只在形容词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作为个人，总得有点属于自己私利的东西，而不可能真的“一心”为公，大公“无私”。如果有谁说存在那样的人，那一定是骗人，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要求人们仿效这种行为模式也一定失败。实际情况总是为公不等于不为私，大公并非完全无私。雷锋(我们在这里不去考证雷锋其人其事，而只是把公众心目中的雷锋作为一种“类型”来进行分析)把自己的存款寄给灾区，他一次只寄了200元，而并没有把自己的积蓄全部寄出，他比那些收入更高、存款更多但一分钱没寄，或只寄了比如说20元的人高尚得多，也绝不因没有把自己的存款全部寄出就不高尚、不伟大。但毕竟“没有全部寄出”这件事说明了他作为个人总得有点自己的私利，并且正因如此而更合理、更“近人情”，更显得出他的实心实意。改革开放后有一则报道说，在雷锋展览馆里摆出了雷锋生前用过的进口手表和皮夹克，这就更符合实际了。雷锋因此不再是被人为地装扮起来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可亲可敬的具有“利他主义”精神的个人。

这就是说，助人为乐的人与我们这些只为自己的人的差别，不在于有没有自己的“私利”，而仅在于在他的个人利益的结构中、在他对幸福的评价体系中，不仅有自己的私利，而且还有一份他人的利益、公共的利益。用一句数学语言说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利益结构是“一元的”(仅有私利)，助人为乐者的利益结构则是“二元的”(不仅有私利，还有公利)。如果更现实一点说的话，我们多数人也并不是完全不关心国家，不关心集体，不关心整个人民的利益，像咱们北京人还特别以整天“为政治局操心”而闻名于世。因此我们个人的利益结构，实际上也是“二元的”，而我们与雷锋的差别仅在于：在他那里，“公利”所占的位置更重要一些，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雷锋对公利的“偏好”更强一些，而我们这些人则对“公利”看得更轻一些，偏好更弱一些，私人利益在“选择”中所占的位置更重要些，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换言之，私心人人都有，只不过有的人“私心重”些，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而像雷锋这样的人则私心更轻一些，把人民的利益放得更靠前一些。

总之，每个人都最大化个人的幸福或满足，同样可以“为公”、可以助人为乐。具有关心他人、关心公共利益这种优良品德的人，特点就在于他有一种特殊的“偏好体系”、价值观念，也就是所谓“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经济学里，这称为“利他主义效用函数”)。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说一个人具有“利他主义”并不是说完全利他、一点都不为己，而只是说他不仅关心自己，也能够关心他人。如果说“大公无私”这样的概念，更具有形容词的意义的话，“利他主义”这个概念则更具有严格的、确定的实证意义。

“利他主义”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从关心家人、朋友，到关心公益事业、全民利益，帮助穷人，从事慈善事业等。无论到什么时候，“利他主义”都是一种令我们感动、值得我们赞美的美德。它是我们这种社会动物的“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它是许多人偏好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会体现在我们大大小小的生活选择之中，是解释许多社会现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